人有一种痛苦是强迫反强迫。如自己不知哪来的力量强迫自己反抗强迫思想。
人人都有强迫现象，如自动而执着地坚持上网、抽烟、写作、钓鱼、实验研究…任何良好或不好的习性养成，任何事业的成功，是需要甚至是依赖人的强迫性追求的。也可叫做神经质的追求。
因某种固恋而形成了痛苦的自我束缚感，便是神经症性强迫追求的结果。
强迫症是在所有神经症中体验痛苦最痛的一种心理病。其强迫反强迫现象令他们不可思议，令他们痛恨不已。用现象学解说，他们是“跟自己的影子做殊死斗争”的典范。不可思议的，是自己都觉得其表现是那么荒谬，如心理总有控制不住想跳楼的冲动；痛苦的是自己总也制止不住这荒谬的想法；苦到欲罢不能，是自己对这份反强迫的努力总以失败告终的悔恨！
强迫症患者并不知其痛苦的根源性东西是什么，只知自己是陷入了强迫性思维。各种强迫症类型的痛苦表象都一样：情绪持续的紧张与焦虑，内心因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惶恐不安。形象地说，他们很像是完美不能的奋斗者，是禁欲的欲望者，是高度自我控制的失控者，是极不安全的安全者。他们生活在强迫和被强迫中，其思想行为甚至身体似乎被什么强迫控制着，为摆脱被控制感而又强迫自己反抗这种“强迫控制”。
当进入强迫反强迫的循环怪圈而不得自由时，被缚的“我”无法看清究竟谁在强迫我。但他会穷究下去——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被谁在强迫呢？
（1）被自我的创伤记忆强迫
人从出生那一刻就在经历创伤与痛苦，与母体分离是人原始的创伤。之后许多分离性创伤就伴随着人的一生。如此说来创伤与痛苦正是助人成长的动力。但是，对于神经症来说，分离（或丧失）性创伤正是他们患病或痛苦的根源。
强迫症的强迫性焦虑起源于累加的紧张，这跟早期某种创伤性记忆有关。但有别于创伤性神经症的创伤来源。创伤性神经症过去所受的伤害是来于外界，其灾难情景的创伤记忆是他们痛苦的致病源。而强迫症的创伤记忆，源于早期客体关系所致的心理创伤，它构成的是一种自我内部威胁的创伤性记忆。
例，某年轻女士（化名小英）。四年前出现“头不在我的脖子上，好像我的头不是我的”强迫思维，为此痛苦不已。去年参加工作后出现见到异性就脸红，为控制这一害羞感，她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异性呵脸红呵，结果是想得更厉害。
小英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教养严厉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强迫个性的男人，从不善表达温暖之情，对小英只有学习高要求；母亲是一个唠叨的受难型的女人。学习和交往朋友方面，小英常被父母训斥“木头脑袋”“不长脑袋的家伙”。在她6岁时因跟表哥（大她2岁）同床午睡，被父亲从床上抓起狠狠臭骂了一顿。上初中不久，有一次因跟男同学玩得傍晚回家被父亲痛打。另一次从同学那里借来一盘影碟（当时家里有几个亲戚），播放前不知啥内容，放出后才知是三JI片，父亲气急败坏对她又骂又打，小英当时羞辱难当，恨不得钻进地下。从此她变得更加郁郁寡欢。她记得来月经初潮时那种惊慌失措的难堪，想问母亲是咋回事，却感觉母亲知到这事而欲问又止，继而感觉母亲是一种冷漠和回避态度，这让她更加羞愧不安……那样的环境下，小英经受着高压控制感，体验着焦虑恐惧，学会了压抑，学会了防御一切羞辱性惩罚的应对方式。
也许，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例子。现在竟然还有这样的家庭吗？但生活喜欢制造不可思议。临床咨询中确有太多这样的强迫症家庭塑造出的强迫症子女。也许，这样的例子的现实意义在于，对重视“父母的人格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呼吁。
通过例子似乎已经能看出，一个人的病症与她早年的创伤事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像小英一样的强迫症的人，她并不觉得她的痛苦是受过去创伤事件的经验影响，并不认为是对过去创伤记忆的强迫反应。她会反复强调：我是不喜欢父母对我的教育和态度，但都过去了，我能理解他们。我痛苦的并不是过去他们对我的不好，而是强迫我思考的“头不在脖子上”的怪念和“脸红”的怪现象使我万分痛苦！
凡有被强迫（被控制）感的强迫症者，都坚定认为自己是被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在迫害自己。因此他们也只关注一个焦点，怎样消除迫害我的强迫症状。不幸的，强迫性症状是保护自己内心不安的一种防御形式，你强迫自己消灭它，它不但没消灭反而被强化了。因此解除痛苦的关键是，当事者要理解真正强迫你的是自己内心的控制而非强迫症状，要明白强迫症状仅是一种表象是结果，真要消除症状，就必须正视症状背后隐形控制的东西。
从小英的案例来分析，她很痛苦“头不在我脖子上，脸红”的怪意念和怪现象的反复出现。她反抗这些强迫思维非常可理解，因为感觉头不在脖子上的确很荒诞，见异性脸红的确让人羞怒，故有绝对理由反抗它们。在这样合理化与怪现象对抗的过程中，她会完全忽视自己早已被压抑的愿望（如幻想是个男孩，渴望父母爱她），以及指向父母的敌意。任何人在童年时，若不幸遭遇父母无意识（我们得承认，没有哪一个父母会有意识伤害自己的孩子！）的人格伤害或精神打击，都肯定是惊恐和无助的，不知道该怎样反击，内心只体验着害怕和威胁。孩子也会意识到，若有反抗情绪仍是表现不好，会导致更重的惩罚性伤害，同时有失去被爱的危险，因此必然要压抑对父母的怨恨。
处于这样的关系控制，首先会导致孩子一个“坏我”的自我形象。所谓的自卑、自责、敏感、多疑等个性就是这样形成的。的确，一个人早期病理性的亲子环境，是培植人的神经症心理的隐患。常言道，一个人现实的遭际都是他过去心态的投影，就是这个道理。而神经症患者的现实生活，正是被他心理的过去支配着。
小英来于过去父母惩罚她的事件上，持续强烈体验着紧张、恐惧，而每一次恐惧中会加重她“又犯了错误”的感觉。当然她不可能明白错在哪里。只感觉被大人指责本身就说明肯定是自己错了。随着逐渐长大，意识发展了，她似乎明白自己的“犯错”与男女关系和性有关，与父母骂自己不长脑筋、没长脑袋，与父母冷漠的态度有关。她的人际关系狭窄而简单，除了拼命学习以外，几乎习惯了自我思考、自我研究那些“相关”的现象。她庆幸自己终于有了满意的婚姻。因此她无法容忍自己有了婚姻，为什么见了异性要脸红，为什么有那怪异的念头！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过程自动受快乐原则的调节，这意味着人的任何一种活动过程如果源自不快乐的紧张状态，都必定采取“避免痛苦，产生快乐”的途径。
小英那挥之不去的强迫症状本身，是长期处紧张状态下习惯“避免痛苦”的结局。它形象说明了真正强迫她的东西——被打压被否定的恐惧感，被羞辱的伤害感。“脑袋不是我的”象征性投射了她早期对父母指责“不长脑袋”的负性认同，表达了自己不被父母认同的自恨。意识里很怪异的念头，一定有很合理的潜意识动因。“脑袋不是我的”潜台词是：我没做过没脑袋的事。潜意识心理活动是：我没脑袋也是你们生的，为什么生我，为什么要有脑袋？要真是没脑袋就好了，我就不会看到你们凶狠恶劣的样子，就不会感到紧张恐惧，就不用学习不用成绩好，不用绞尽脑汁如何躲避你们了。因此，强迫思维“没长脑袋”完全是一种“我不想看见你们”的愤怒发泄，它更深层的含义是：我虽成人了但我不知道我是谁。
“见异性就脸红”更象征性表达了欲爱又恐惧爱的矛盾情感。潜台词是羞于见他人。这一心理现实，从她小时已看出她渴望异性之爱（父爱以及对其他异性的爱）的缺失，以及对异性爱欲的压抑。在她紧张恐惧的情绪里，保存有太多“女孩不如男孩好，不许跟男孩玩，男女关系羞耻，羞辱”的感觉记忆。这实际是一种精神感受的创伤记忆。渴望被爱是人的本能，当小英体验到渴望爱的威胁后，这种渴望（希望）会受到意识的压抑而被遗忘。因为对她来说，这种渴望本身意味着挫败和受辱的创伤。当然，在严厉下长大的小英会显得很规矩很懂事，是许多需要婚姻忠诚的男人喜欢的对象。因此她也容易找到符合她自我理想的男人。见异性脸红，是她早期心理埋下的耻感创伤，在工作后与异性相处时，受某种情景的触动而出现的耻感焦虑反应。但这一现象出在结婚后，对如此规矩的小英，犹如背负不白之冤！她苦不堪言，就在于她意识里根本就没有脸红意味的暧昧啊，可偏有脸红映出她根本不符合她意识的意思，你说气人不气人，羞愧不羞愧？如此这般脸红，她不仅痛苦还很痛恨自己。
不过，这些强迫现象仅是过去创伤经验的记忆符号而已。它们作为创伤体验的负累结果，变相表达着患者内心没有满足的基本需要，没有实现的种种愿望；表达着患者内心充满怨情、怨恨的委屈。
正常情况下，我们所体验的大部分痛苦是觉知的，要么是未满足的本能所驱使，要么是外部世界某种威胁的作用，但能识别痛苦来于何处。而神经症患者所体验的痛苦，是内心感觉中的一种预感，并被认为是一种危险。只知其痛苦来于症状，不知其症状为何意。对强迫症患者来说，他只知其强迫我的是怪思想怪念头，不知其怪念意味何在。如果说创伤性神经症患者，像是忍受灾难创伤一样忍受着有形的固恋，那么强迫症患者，就像是忍受精神（威胁）创伤一样忍受着无形的固恋。
因此，如小英一样受强迫意念折磨的人，要解除强迫反强迫的痛苦，就得首先矫正思维：你的痛苦并非是现在的强迫观念在迫害你，而是你过去的精神创伤记忆一直隐形地在追逐你、迫害你。其次，你需要做的有很多：放下对强迫观念的斗争；放下对怪意念的愤恨；深刻理解怪意念所暗喻的真是含义；识别和放下负性认同；建立新的自我认同。当然，这需要在治疗性的心理分析中来完成。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