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秀珍如期诞下了第三个孩子，接生婆仍然是先前那位，这次同样又是个儿子。对于坚信“多子多福”的王永才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他开心的事儿了，虽然这意味着家里今后的日子会更艰难，但此事却让他乐的合不拢嘴。到了取名的时候，冯秀珍笑呵呵的说，二儿子连奶水都要和哥哥争，要么就叫瑞征吧。日后每当给孩子算卦时，算卦的人都说以后老二要争老大的福分，也不知这到底是真是假，反正家里人都没往心里去。
之后的日子虽然艰难，但随着孩子们一个个出生，欢笑却总是回荡在这个贫穷的小院儿。有生就会有死，王永才的父母在这几年相继离世。在他娘死的时候，他心里的滋味及其复杂。老太太性格懦弱，不敢跟她男人顶一句嘴。虽前后生了十个孩子，但最终却只有王永才一个活了下来。他娘这一辈子，跟着他爹一天福都没享过，唉！等他爹死的时候，他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他实在找不出伤心的理由。自打他出生那天起，他爹就没给过他哪怕一丝丝的爱。
要说以王永才这样的家庭，陆续发生家里添丁、老人去世这样的事儿，还真够他喝一壶的。但好在农村有丧社，这才让他有了喘息之机。丧社类似于一种互助组织，村里村外的人志愿结合，每年缴纳一定的费用，当时一般也就三五块钱。谁家老人去世了，就由社里拿出一定数目的钱款给主家，如果当年去世的老人多，钱不够了，那就由社头出面再募集一些。丧社这样的组织都是村民自发组成的，不具有排他性，村民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加入多个。有些人为了最大程度的缓解家中老人去世时的压力，会加入多个丧社。社头一般由组织能力强，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担任，这样有事儿的时候，他就能一呼百应。丧社除了出钱之外，还要负责抬死者的棺椁，协助主家发丧等事宜。丧社的规模，全凭社头的影响力和口碑。以前王永才常年在东北生活，那边没有这样的组织，回到山东老家后，他在别人的影响下，意识到像自己这样的家庭，更要依靠组织，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加入了当地最大的丧社。当他爹娘去世时，确实极大缓解了他的压力。
要说王永才家这二儿子，从小就显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他只要睡醒了，眼还没睁开呢，就扯着嗓子哭开了。再稍微大一些会吃普通的饭了，合自己胃口的饭还好说，他吃的满身都是。一旦饭菜不合胃口了，他就直接把饭碗打翻，然后又哭闹不止。就家里这条件，能吃上饭就不错了，哪能顿顿都如他的意呢？但只要不如意就哭闹，冯秀珍恨的真想把他塞回肚子里。王永才虽说心里也高兴，但他想着等他大点儿说不定就好了。哪知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个从小不让人省心的二儿子，让他两口子操了一辈子的心。
家里孩子多，王永才两口子既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照顾家，平日里的辛劳可想而知。时而不时需要亲友搭把手帮助分担压力，那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既需要别人帮助照顾孩子，还需要在农忙时帮着收、种庄稼。照顾孩子，这个孩子乖巧才可以，否则亲戚也弄不了啊。王瑞奇从小乖巧听话，自然也就成了家里这几个孩子中，在亲戚家待的时间最多的那个。他爱住亲戚在村儿里是出了名的，特别喜欢去姥姥家。二儿子是个夜魔星，到哪儿都不受欢迎。同样的爹娘、同样的生长环境，却造就了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性格，上帝造人也太奇特了吧？
1976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具有非凡的意义的一年。一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些伟人相继逝世，二是迎来了粉碎SRB的好消息。WHDGM成了过去时，十年浩劫的终结，预示着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老百姓终于能过上安生日子了。全中国人民一片欢欣鼓舞，即使是在农村也能感受到这种气氛。那时王瑞奇住在姥姥家，每天早晨他都不是自然醒的，因为村里的大喇叭只要天一亮，就会反反复复播放革命歌曲，像《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等。虽然被吵醒不是啥好事儿，但每天睁眼躺在被窝里就能听到歌声，还是会让他高兴。其中的歌词他还无法理解到底是啥意思，但时间长了，他也学会跟着唱了。不过那时有一个问题长时间困扰他，为啥姥姥家村儿里有广播，而三王庄咋没有呢？后来他好像琢磨明白了，自言自语说道，“姥姥家离城里更近一些”。
虽然WHDGM在城市早就结束了，但农村真正结束却要晚一些。就像小河的流水，越往下流，水流越细。信息也是一样，越往下传递就越慢，所以一直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城里的学生不再往村南边儿的林场干活儿了，王瑞奇才从大孩子嘴里得知，WHDGM结束了。那个混乱年代留给王瑞奇的记忆，除了革命歌曲之外，就是时常跟着村儿里的大孩子，追着“上山下乡”的知青自行车后跟他们要吃的。当然了，除了要吃的之外，那些大孩子还会冲着女知青吹口哨，以引起她们的主意。如果女知青多瞅了哪个人两眼，那人可就有了吹嘘的资本，甚至能激动的两天睡不着觉。城里的女知青大多留着长头发、扎着辫子，脸蛋儿白里透红，就像春天的桃花一样。她们每次路过，空气中好像都弥漫着一股香味儿，让人陶醉。那时王瑞奇还不明白，为啥都要到吃的了，那帮大孩子还不赶紧走，咋还盯着女知青一个劲儿瞅呢？等他长大点儿终于明白，原来那是男孩儿对漂亮女孩儿的天然反应。
WHDGM结束一年多之后，中国又迎来了有一个足以改变国运的大变化。 1978年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随后在全国逐步推广。大锅饭的年代终于过去，农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种植各种作物，‘多劳多得’的愿望得以实现。猛龙过江，各显神通，神州大地迎来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