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六，于我而言，是值得写一写的。
历史上的今天，解放军报发表了一个最高指示，它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掀起来轰轰烈烈的巡回医疗运动，城市医生下放农村，针灸治疗，赤脚医生等新生事物随之涌现，七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南通医药公司做采购的父亲，在南通防疫站做毒理分析的母亲也被敲锣打鼓，身配红花地下放了。
到了一个叫余东的地方，举目无亲，语言不通。
那年我虚岁十二。
记得誓师大会上，是我代表父母发的言，话筒太高，主席台上的军宣队叔叔给我垫了个板凳，那是在人民剧场噢，好像当天的南通日报还有照片的。
后来明白了，父母当时是有点情绪的。不能违抗，又不想违心，就让我上了。
天南海北跑采购的父亲从此在药房数药片，做层析的母亲，开始验血，尿，痰，大小便。
两个上海人，尤其是我母亲，心里的落差该有多大。
犹记得，到余东的第一天，先发了个煤油灯，我和弟弟很好奇，兴奋地盼着天黑，在静谧的夜里，两个城里来的小孩子，正盯着跳跃的火苗叽叽喳喳，却被突然的欢呼声吓到，来电啦，来电啦，瞬间，屋里的电灯大放光明，原来是有手术，自备发电机送电了……这是院里的家属每晚期盼的事呢！然后，在手术结束之前，灯会闪三下，预告即将断电，做好点煤油灯的准备。
犹记得，母亲第一次买计划搭配的粗粮，她不识麦粞，更不知怎么吃这粉末，是那些叔叔阿姨们手把手地教她搅拌在开了锅的米饭里。
犹记得，她送我们姐弟去学校，每人要自带板凳，她一手拿凳子，一手牵弟弟，我吃力地拿着凳子走走停停，去学校，要经过几条田埂，然后是石板小路，路上，我听到了她的叹息声。要知道，我原先是在南通实验小学寄宿的，虽然文革后取消了寄宿，但学校的条件与今真天壤之别。
在余东的四年里，从小养尊处优的母亲，学会了用吊桶打井水，学会了涮马桶，学习纳鞋底（虽然最终都没完成一双鞋），父亲学会了吃泥螺，腌咸菜，我和弟弟也学了一口的通东话。
后来，筹建海门防疫站，母亲因为是中国药科大学首届毕业生，又是当初南通防疫站的所谓学术权威，受命上调，全家随之离开了余东。
一晃快五十年，父母亲已作古，长眠于此，我也在海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开枝散叶，成了彻底的海门人。
命运，就是这么难以预料。在时代的运动中，我们如一滴水，无力地随波逐流，溅在沙漠上，就蒸发升腾，无影无踪，所幸我们是溅落在一条小河里，得以幸存。
听父亲说，当年还有另一条路可选，叫做五七道路，是去农村务农，接受农民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可是父母都不会种田，就选择走了六二六道路，毕竟还是做自己会做的事。
但，走五七道路的很快就落实政策，回南通了。
父母亲有没有沮丧过呢？我当时不太懂事，后来也自然无从说起。但记忆中父母是安贫乐道的。
以前在上海南通，住的都是楼房，到余东后，领导善待，给我家是医院家属院里最好的两间，据说先前是哪个大户人家的私宅， 有地板，有雕花的排门板，有天窗。黄梅天到了，毕竟是平房，家里到处黏糊糊，湿答答的，有次还从纸板箱里发现了一条蛇……没见父母亲抱怨或哀叹过，反而记得母亲每次用木棒撑起临街的上翻的后窗，总会微微一笑，说，像苏州伐？
点煤油灯的夜里，父母亲会小声地唱渔光曲或四季歌，母亲或是翻出珍藏的《大众电影》，说起格里高利.派克，她脸上的痴迷和今天的追星族一模一样。
她虽然秉性寡言，不苟言笑，对弱者，穷人却是十分怜悯，那时听她讲卖血的人怎么争先恐后，怎么想方设法，她总操着上海话，说，罪过啊，作孽啊，并尽力帮到他们。
都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像母亲这样家境优渥的大小姐，突然被抛到这个地方，还保有淡然，仁爱，豁达的心态，觉得真了不起，内心好强大。
现在正学着论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母亲，也是有大情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