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打断了高速繁荣的经济时代。

在“新经济学派”看来，调控经济只需要按下几个按钮，但民众的直接反应，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都听过一个概念叫“福利国家”，这项制度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最早出现的。

根据经济合作组织的统计，1972年时，西欧发达国家发放的现金福利，已经占到国民收入的10%。

从新生儿补助、养老金到失业津贴，政府可以说什么都在管，因此也被戏称为“从摇篮到坟墓”。

但是，要发放福利，首先得有收入。

而西欧国家的福利开支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超过了GDP增长率，变成了巨大的负担。

这样一来，留给政府的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加税，要么借债。

而普通人总是希望福利越来越高，税率越来越低。

政府要加税，选民就会用选票“说话”，直接把执政党投下去。

大部分政府马上被吓退了。

于是，留给政府的“按钮”只剩下了长期财政赤字。

等到真的危机来了，政府再按下“赤字”键，希望刺激复苏，新增加的开支却只够还旧债的利息，根本起不到调控的效果。

西欧国家不敢对民众加税，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

而且，美国还有一个独特的症结，就是它的汇率制度。

“二战”末期的1944年，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这个体系下，各国货币的汇率和美元挂钩，美元则与黄金挂钩，美元变成了国际结算和储备的硬通货。

但新问题马上就出现了：西欧和日本要做跨国生意，手里得有美元，获得美元的途径则是向美国出口商品。

出口多，进口少，这样才会有美元结余下来。而对美国本身来说，从外界进口商品多了，出口少了，就会出现贸易逆差。

从1950年开始，美国外贸的结构性逆差持续了20多年。

海外市场上的美元倒是越来越多了，西欧和日本却又坐不住了。

他们担心这些过剩的美元币值会出现波动，要求把美元兑换成黄金。

一来二去，美国的黄金储备持续流失，渐渐撑不起美元的信用了。

到了1971年8月，美国剩余的黄金储备市值已经下降到102亿美元，海外市场上的美元却有整整400亿，两者已经彻底“倒挂”。

尼克松总统只能横下心来，宣布暂停美元和黄金的互兑。

1973年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全球货币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

平心而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虽然是一个大事件，但它对发达国家的即时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

美国政府采取了下调利率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结果就业率和消费需求都出现了反弹。

尼克松的经济顾问乐观地预测，1973年美国GDP的增长率可以达到7%。

西欧国家和日本因为放松了对通胀率的要求，同样是一派景气，伦敦和东京的房价还在继续上涨。

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汇率变化的代价，其实是由遥远的中东来承担的。

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产油国，过去通过出口原油来获得美元，再用美元从欧洲购买需要的商品。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它的币值出现了事实上的下跌，产油国的收入因此受损。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马上做出反应，在1973年秋天召集美、英、日等8国集团代表开会，要求把原油价格上调100%，但被尼克松政府断然拒绝。

这是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最后的一响警报。

以海勒和席勒为代表的“新经济学派”，罗列了那么多调控经验，却压根没有意识到，战后西方世界的25年繁荣，是以廉价的中东石油作为“血液”的。

比如，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能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全球领先的钢铁、化工和铝制品出口国，就是低油价“护航”的结果。

而中东产油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在1973年正在经历变化。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美国公开宣布援助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为敌。

欧佩克中的阿拉伯国家当即决定对美国、日本和西欧实施原油禁运，并持续了3个月时间。

在这三个月里，美国的GDP缩水了6%，加油站纷纷挂出“售罄”的牌子，大量工厂被迫停产。

1973年12月，美、英、日等8国不得不妥协，与产油国签署调价协议，允许全球油价一次性上涨300%。

长达25年的战后繁荣时代，就这样仓促走向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