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曾是一位独立要强的人，操劳一生，却在晚年被阿尔茨海默症困在了“记忆迷宫”中。这段记录，既是她病情发展的轨迹，也是我们作为家属在情感与现实中挣扎、应对的全过程。
母亲2014年从东北老家来到天津居住，最初的异常出现在2022年夏天。那时她帮我带了两三周孩子，我明显发现她记忆出现断片，会突然忘记我读的大学和专业，甚至不认识我老公。我和弟弟心里隐隐不安，初步判断可能是老年痴呆的迹象，只是那时孩子刚上小学，生活的忙碌让我们未立刻深究。
2023年夏天，我因工作到天津住了一个多月，母亲的病情已肉眼可见地加重。我给孩子安排的补习班，她常记错时间地点，孩子放学回家也不知道做饭；她的脾气、性格和生活习惯更是发生极大改变，从前的理智渐渐被焦躁取代。暑假期间，我硬拉着极不配合的母亲，甚至用“骗”的方式带她去天津市环湖医院做检查，全面检查后，医生确诊她为阿尔茨海默症，并开具了药物。2023年9月，我给母亲测的MMSE数值为18，已明确认定为认知症。由于母亲本身有高血压，我特意将每日早中晚的药分好、写好清单，但两个月后发现，即便药在药盒里，她吃药的顺序依旧混乱，这让我意识到情况已十分危险。
更让人揪心的状况接踵而至：她会在超市、银行与人吵架，会在家楼下恍惚到找不到回家的路。考虑到她完全不适合独自生活，2024年春节刚过，我和弟弟立刻寻找养老机构，最终选中北京房山一家专门照顾认知症患者的机构。准备接她去北京时，母亲已出现被害妄想和幻觉，一会说工资从银行取出就被偷，让我帮她报案；一会又问屋里出现的人是谁。为了顺利收拾东西，我特意打开微信语音，让弟弟、老姨、二舅分别与她聊天分散精力。可母亲起初极不愿意去，我们只能骗她说“去北京报案，必须亲自去”。周六在天津收拾东西时，她一整晚焦躁不安、没怎么睡，反复找户口本——因为短期记忆已逐渐丧失，她的东西早已放得乱七八糟，周日我们才终于带她入住老年公寓。
2024年母亲在老年公寓住了一年，短期记忆基本完全丧失，10分钟内会反复问我四五次孩子多大、上几年级，刚吃过的饭也毫无印象。她本就是急性子，发病后更易生气暴躁。2025年春节，我把她接回北京家里，第一天还算平静，第二天她突然认定住的是宾馆，半夜就要冲出门外，还产生了强烈的敌意并报警。大年初一，我们只能又把她送回老年公寓，工作人员说“您这是第三位被送回来的长辈，估计明年没人愿意往家接老人了”。在公寓里，她还总说丢衣服、丢东西，我们只能和工作人员配合“演戏”，假装给她赔偿来安抚情绪。
为了延缓母亲的病情，我做了很多尝试。她因觉得老年公寓费用高，一直想回东北老家，我们便编了“在这里上班，负责带老人们做健身操”的理由，没想到她真的坚持下来，每天做两次健身操。治疗上，我一直给她服用进口美金刚，还进行了干细胞治疗；也曾尝试过日本的智之素，起初两周情绪平稳有效果，后来因她脾气变暴躁，从一天一次改为一天两次，仅这一款保健品每月就要2000元；还试过调理中药，一周1000元，可母亲拒绝服用。期间曾停掉进口美金刚换为国产，她脾气变得更暴躁甚至动手打人，我赶紧换回进口药，并安排了第二个疗程的干细胞治疗，同时还购买了维生素、神经酸保健品和调节情绪的益生菌。这些努力似乎有了些许回报，2025年3月母亲的MSE分数为22分，比2023年9月的18分有所提升，虽可能受当天状态影响，但也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
可作为家属，痛苦与无助从未远离。我深刻体会到，曾经挚爱的母亲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她没有生命垂危，却用异常的精神行为、认知障碍、敌意与幻觉，一点点“推开”我们。我最怕有一天她彻底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这场对抗阿尔茨海默症的“战斗”能持续多久。她会在一段时间里不停给我留言辱骂，会在我上班、半夜时打电话，还会反复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要他们帮忙买车票回老家，直到大家不得不拒接她的电话，最后只剩老姨还会接。我不忍心屏蔽她，却又不得不这样做，这种矛盾让我心痛不已。
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相对合适、让人放心的养老机构，我还能维持相对正常的生活，可经济压力依旧沉重：在北京，专业认知症照护的养老机构每月开销过万，加上药品、保健品，每年10多万的支出必不可少，且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我知道，还有更多家庭在默默承受这一切——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只能居家照护，兄弟姐妹多的家庭，甚至需要一个人放弃工作专门看护，却依旧难找到合适的帮手。这不仅是个人家庭的困境，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我常常会想，母亲一辈子辛苦，不该在晚年困于记忆的迷雾中；也会担心自己老了会不会如此，更期盼着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能早日有突破性进展。我做的所有尝试，不过是想让她多拥有一些宁静的时光，多感受一点晚年的幸福感，哪怕只是短暂的片刻，对我而言也已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