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评价李世民对书法的贡献：李世民与书学的研究现状与不足

图片来源于网络

唐太宗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历来质疑者甚微，书家对其称赞，在典籍中多见。张怀瓘《书断》赞曰：“翰墨之妙，资以神助，开草、隶之规模，变张王之今古，尽善尽美，无得而称。” 黄庭坚《山谷题跋》称道：“太宗英睿不群，二十许尔，字画已能如此，所学辄便过人。末年诏敕，有魏晋风度，亦是富贵后能不废学尔。”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称道：“‘见文皇真迹，使人气懾，不能临写。’真英雄欺人哉！” 唐太宗对书法的重视程度，在正史中也多有反映。例如，将书法作为铨选的标准、设书学博士、不惜重金大肆搜购名人法帖墨迹等等。那么唐太宗在当时为何如此重视书学呢？唐以前重视书学之帝王，非唐太宗第一人，唐太宗以后书学上有造诣之帝王也不乏其人，相比之下，历代书家对唐太宗的评价为何又如此之高呢？唐太宗为留清名可以擅改《太宗实录》，那么在书法上的名望是否完全可信呢？这其中是否有“因人立言”虚假之誉呢？唐太宗重视书法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呢？清楚这些问题，可以使我们对唐太宗评价更客观准确，特别是对书法界清楚认识唐太宗书学，有更重要的意义。

解决上面提出的问题，仅从一方面着手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更多是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唐太宗的政治决策、思想主旨、行为目的等各方面认识后，方能得出结论。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只是以书法为中心来考察人物，绝不是将唐太宗的重要历史地位推翻。重点在于从唐太宗的书学活动上，联系唐太宗的特殊地位和社会背景，对其作出一番重新评价。一方面从新视角重新认识唐太宗，另一方面对自古至今唐太宗书学上的贡献重新审视判断。

接下来本文将从研究现状与不足、社会因素、政治动因、消极影响等几个方面，以逐步推进的方式来讨论李世民与兴书学的关系。这里先说讨论第一个内容：关于李世民兴书学的相关研究现状与不足。只有明白研究现状，才能充分知道研究的不足，才能清楚可挖掘空间。这样才不至于观点存在偏见。

对唐太宗的研究，成果诸多方面皆有可借鉴之处。古之方家论及唐太宗，散见于各篇章中，往往总言而不能尽其详；近世学者对唐太宗研究虽有阐述，但似因书法界与历史学界分科领域所限，不能从不同领域作综合研究。为了能更全面的说明问题，在搜集材料时，我们尽量将与本文相关或是能从侧面说明问题的资料一并记下，提炼出值得运用的内容，做成书札，以便于客观总结问题。但由于资料较多，篇幅所限，现将我们所见学界关于本论题的文章专著，概括主要，大致别类，胪列如下。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里要先说明，关于李世民与书学关系的相关研究非常多，即使我们作了概括，但行文繁冗未必符合大家的口味，所以如果你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关心，可跳过第一部分，直接看下边第二部分“研究现状不足”。这样你同样清楚现在学界对李世民与书学的研究是什么情况，也可知道我们今后讨论的方向。

一、当前各界研究现状概述

（一）历史学界相关研究概述

《李世民评传》，郑学檬、卢华语、张宇、毛蕾著。该书是我所见资料中对李世民评述较具学术价值的资料，所涉及的问题也较全面。但浏览全书后，未见从文艺的角度对李世民评述，特别是对其为后人所称道的书学贡献，未加论述，略感遗憾。赵克尧、许道勋的《唐太宗传》，以时间为纲，引用大量正史材料，对李世民的一生作了详细叙述和评价，非常全面，但对很多问题仅作叙述而未能深入探讨，是该书美中不足；与此类似的传记还有王清淮编著的《唐太宗》，全书以正史为依据，并采撷古今名家之评述，出处可寻，可作为辅助材料；袁英光、王界英著的《唐太宗传》，对唐太宗的书学成就，有多处提及，但只言片语较零散；李旭编的《李世民》，有贞观之治的评述，涉及本文内容；黄中业的《唐太宗李世民传》，采用专题叙述方式，分章节简述李世民“文治”诸方面，但因该书旨在通俗，学术价值相对降低。还有一些唐史论文集也可见相关内容。如韩国磐先生《隋唐五代史论文集》中，有《论唐太宗》和《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两篇文章，前者用辩证的态度评价李世民，既肯定其人物历史贡献，同时也对李世民的历史局限性做了简要分析；后者是我们见到历史学界学者论述书法问题较早、视角较新的文章，文章以敦煌文献作主线，分析了唐代书法发达的原因，同时也反映出书法的发达不是某个人所能控制的，不应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唐史论文选集》（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版）中《唐太宗其人及其角色》（1-18页）一文，对唐太宗一些有失道德行为做了评述，在其结尾写道：“而事实上，太宗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和人类统治者，虽然在道德上，他是有缺陷的，但仍然值得被记忆、传扬千古而永不被遗忘”（15页）。

再有，与本文相关论述的文集有《二十世纪唐研究》，其中有专章简述二十世纪对唐代书法的研究，并且有很多相关论文目录可供查阅借鉴，如该书77页列举20世纪研究唐太宗的专著十余种。此外还有，《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胡戟的《胡戟文存》、《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牛致功先生的《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唐文化研究论文集》等。还有一些断代史专著也有相关论述和可借鉴的内容。如韩国磐先生《隋唐五代史纲》，对贞观之治所谓的“盛世”情况，从消极面做了论述了，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当时的社会情况；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也分析了贞观之治的实质情况；还有《唐代文化》（李斌城主编）、孙昌武撰《隋唐五代文化志》分门别类地对唐代文化论述等等。此外，胡国珍辑著的《历朝四百五十人传记》（唐太宗部分），对唐太宗的资料做了辑录，汪篯著的《唐太宗与贞观之治》，以门阀观念看待李世民等等，对本文也是非常好的材料。还有《唐史论丛》和《唐研究》中也有少量书法专题的文章，详细文章目录附在参考文献中，此不再详述。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书法界相关研究

当前书法通史类书目不在少数，就唐代书史而言，朱关田著的《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 ，是书法界公认的较权威的书法史，也是史料和论述最详尽、学术价值较高的书史。其中有专门章节对唐太宗和初唐书法的评述，但该书重在以书法研究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较少用政治、思想等其他角度深入剖析问题。祝嘉的《书学史》认为唐代楷书，诚不足道，行草尚有可观。 姜寿田《中国书法批判史》中提及关于唐太宗书法行为的政治倾向。龚鹏程《书艺丛谈》，对李世民的《指意赞》和《笔法决》的真伪提出怀疑，认为唐太宗以政治人物身份对书法产生一定消极影响。 陈方既、雷志雄《书法美学思想史》提出，只求以王羲之“尽善尽美”为模式，确实会使书法的审美追求走向单一。欧阳中石等著的《书法与中国文化》，简要分析了唐代政治对书法发展的消极影响。认为帝王喜好促使书法向馆阁字体发展；帝王的收藏法书墨迹，垄断了书迹，影响流通，使上层士人书风单一，助长“院体”书法发展；帝王收藏集中，王朝更替等灾祸使帝王成为珍贵书籍的最大的破坏者（见236页）。陈滞冬《中国书学论著提要》认为，唐太宗的书论除《王羲之传论》外，《笔法决》是伪托之作，认为《论书》、《指意》，来源不详，真伪难定（30—32页）。丛文俊《书法史鉴》，对唐代的传统书法、统治者意志、儒家思想的相互影响做了精彩论述。郑晓华《翰逸神飞—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与审美》、 启功《唐人写经残卷跋》（见于《启功丛稿》），都有一些可以借鉴之处。另外，在 其他的书法史、书法美学史、书法批评史等书中，也都对唐太宗的书法有所论述，不过大多形式内容类同，此不赘述。

（三）期刊论文类

有相关唐太宗评述的期刊较多，以下将与本文相关的，较有代表性的文章稍作概述。

周均的《书法对唐太宗政权的影响》 。该文论述了唐太宗根据建唐之初书学的实际情况，另辟新路，提出了唐太宗用书学进行思想统一的政治目的，很有新意。文中将唐太宗在书学上采取的措施与政治作用相联系，认为书法文化对政治制度产生影响，观点新颖，但说解问题似乎偏激。实际上书法的发展只是唐太宗政治制度和文化措施的一个表现而已，文章夸大了书法的政治作用。而且，该文没有从唐太宗个人思想倾向出发来阐释问题。此外，文中也提及书法政治化造成的消极影响，但未详述。谢光辉《唐太宗对初唐书法的介入与影响》，主要论述唐太宗个人喜好和书法政策，对后世书法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提出了由于唐太宗介入书法界和“以书取士”等政策，使后世楷书发展定格，书法出现程式化等消极影响，但只言片语未作详述。张唯《唐代职官选举制度对书法的影响》。论述选官中书法的特殊作用，强调制度对书法的作用。相类似地把书法与政治相联系，考察相互影响的还有，南京师范大学孟宝跃硕士学位论文《唐楷结体整伤化的成因探析》，虞法志、杨泽明《刍议唐太宗“崇王”与唐初科举取士》，武原《权利和唐代书法文化》等等 。总的来看，这些文章都能从政治角度来分析李世民大兴书法上的动机，或书法对李世民政治的影响，但都没能充分地分析这种动机下产生的消极影响，并且对李世民的评价还是站在过去的赞誉中，难免会受过去已定结论的影响。再有，一些文章观点和论证材料并不新鲜，在一些面世书刊中都曾见过，学术价值不高。

还有一部分是注重对李世民书法技法、思想等角度论述的文章，或者对唐朝的书体、文献、书法教育等研究的文章。如南京师范大学施政的硕士学位论文《唐太宗书法综论》，李伟《从崇尚王羲之书法看太宗朝文化渊源和审美理想》，高远树《略论李世民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等等 。这类文章，不足的是没有很好地将问题还原和联系到当时社会背景、政治制度中，如施政的论文，仅论述了李世民的书法思想、创作实践、书学贡献，通篇大肆赞扬李世民的书学成就，缺少辩证联系。另外，还有一部分相关文章，如李正庚《唐代皇室家族的书法教育》，论述了唐代书法教育和唐代书法盛兴的重要作用，认为考察唐代书法，两馆是重要的对象。此外还有一些未见全文的论著，如2004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河崎祐子的硕士学位论文《唐太宗书法艺术初探》，2004年1月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国文教学硕士班陈丽玉的论文《唐太宗的书法研究》。两篇文章虽未见全文，但从目录可知其对唐太宗书法的研究状况。两篇文章对唐太宗书法的笔法、思想、渊源、贡献、影响等作了分析，但两者似持有传统观点来评价唐太宗，缺少辩证分析。

再有，一些不是论述唐太宗书法的文章，但对本文阐述观点有很重要作用。如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用详尽的史料，论述两馆生的人数、选取标准、日常活动等。唐春生《馆阁学士与唐太宗朝的文化及学术》，特别对两馆和馆阁学士的学术情况作了论述。这两篇文章都可作为从“两馆”的角度来考察唐代书法的材料。《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对唐代艺术家的地区差异、书法所占的比例做了计量统计（《唐史论丛》第四辑109-146页），有利于分析书法、地理、政治三者间的相互影响。黄燕《唐代官方美术教育机构的递嬗及其影响》，提及书法的教育机构、翰林院、收藏机构等。（《唐史论丛》第九辑105-120页）王寿南《贞观时代的诤谏风气》，讨论了太宗时代的政治风气。（《政大历史学报》，1983年3月）这类文章虽没有对本文问题做专述，但对于本文观点的形成和梳理都非常重要。当然还有很多类似文章，因其观点类同，或者论证不严密，此不在多加陈述。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研究现状的不足

综上所述，所见文章或者对唐太宗的评价“扬多抑少”，保持传统的赞誉看法，不对史书评价抱有任何怀疑态度；或者对唐太宗兴书学所产生的消极后果简言而过，并且论述问题的角度基本是从正面切入，极容易落入原有的不良循环中，很难客观的对李世民重新认识。更值得关注的是，通过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对唐太宗的研究存在历史学界和书法学界“分头行事”的倾向。一方面是历史学界对唐太宗的研究，在其书法上的线索不以为然，不多做考虑，比如张国刚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唐太宗与贞观之治》、《选举与学校》等文章，基本没有提及唐太宗书法这一重要问题。再如《唐研究》、《唐史论丛》、《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等一些唐史的重要辑刊，对唐太宗书法方面的研究专述，未见到一篇。即使是与书法相关的文章也不是非常多。翻阅一些论文集或个人文集也是如此情况。如《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者文集）、《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精选》（黄约瑟编，1990年5月）、《朱雷德论文集》、《纪念朱绍侯的论文集》等都如此。在毛蕾《近十年（1984—1993）中国大陆唐文化研究综述》 中，提到书法专题文章仅有张学忠《唐代诗歌与书法艺术》（1989、3陕西师大学报）、姚学贤《唐太宗与书法》（郑大学报1986、2）两篇文章。从毛蕾的综述中至少也可以看出，在唐史学界对唐代书法的研究并不重视。

另一方面，书法学界对唐太宗的研究基本处在单一的状态，缺少历史综合性。即过于专注其个人的书法技法、思想、书论等书法本体的研究，充分分析唐太宗书法消极影响的文章也是相对较少的。而且没有从书法消极影响角度对唐太宗的历史评价重新考虑过，对其在书史上的赞誉与可信度，也没有换角度思考过，忽视其真实性和消极性。即使有提及唐太宗因书法产生的问题，但其论述或者未脱离原始赞誉的影响，或者没有充分深入地论述问题，或者未将社会因素、历史因素考虑在内，难免遗憾。总之，两方面都存在一些不足或偏执，导致历史学界对唐太宗的研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或视角，书法学界对唐太宗研究，拘泥于传统的论调，对其书学贡献不能很好的认识和利用。

所以从李世民的另一个角度，对李世民在书学上带来的影响作一番探析，并对李世民的书史形象重新勾画，是非常有必要的。还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只是换角度思考，绝不是否认李世民的历史贡献。为了不受过去太多赞誉论证的影响，有必要站在批评的角度来重新考察李世民，这样可以通过反面论证多一个角度认识唐太宗李世民。

主要参考文献

《新唐书》，中华书局，1986年

《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祝嘉《书学史》，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

陈滞冬《中国书学论著提要》，成都出版社，1990年

龚鹏程《书艺丛谈》，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年

欧阳中石等著《书法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0年

陈方既、雷志雄《书法美学思想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

张彦远著、刘石校点《法书要录》，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

汪篯著《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求实出版社，1981年

韩国磐《论唐太宗》，《隋唐五代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79年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文献》，1997年2月

声明：本文所有观点皆代表个人意见，如有引用请说明作者“李少禺”。本文图片如未注明出处皆为作者本人采集制作，如有转用请说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