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815《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五十一卷-15
顺帝问策
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顺帝下诏，命三公、九卿等朝廷大臣对朝政直言不讳提出批评，并各向朝廷荐举一名纯真朴实之士。
左雄上书说：“先帝封王圣为野王君，汉阳郡发生地震，而今陛下封宋娥为山阳君，京都洛阳又发生地震。
女人握权，灾难尤其严重。
我前后说了许多犹如瞎子一样的妄言，是为了提醒陛下注意，封爵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帝王可以因私情赏人钱财，却不可以因私情赏人官爵，应该让乳母宋娥归还封爵，用以堵塞灾异。
而今，梁冀已经高姿态地让还封爵，山阳君也应该尊重她原本的节操。”
由于左雄措辞激烈恳切，宋娥也很畏惧，表示辞让。
可是，顺帝仍眷恋不已，终于赐封。
这时，大司马刘据因职事受到谴责，他应召到尚书台，被人大声吆喝催促快走，还遭到殴打。
左雄上书说：“九卿的地位，仅次于三公，在大臣行列中，行有佩玉的礼节，动有学校的礼仪。
明帝时，才开始有扑打大臣的处罚，但不全是古典的制度。”
顺帝采纳。
从此，九卿不再受到殴打。
京都洛阳的宣德亭发生地裂，长八十五丈。
于是，顺帝召集三公九卿荐举的纯真、朴实之士，让他们对策，并特别向他们询问当代的弊病和应该如何为政。
李固回答说：“从前，安帝破坏传统的典章制度，赐给乳母王圣封爵，因而使王圣得以兴风作浪，竟至改变皇太子的继承地位，致使陛下陷入危境，亲遇艰险。
现在，陛下既已摆脱困境，高升帝位，天下人民，抬头张口，渴望善政。
政治腐败到了极点之后，反而容易成就中兴大业，诚然应该放宽胸襟，谋求实行善政。
可是，人们还是议论说，现在的事，仍是跟从前一个样。我在草泽民间，听到这种议论，痛彻心扉！
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圣贤世代相继，共有十八位帝王，有哪一位帝王没有乳母的恩情？难道都不知道给乳母尊贵的封爵？
只是因为畏惧上天的威严，而又考查经典，在大义上不许可这样做，所以才没有赐给乳母封爵。
现在，宋乳母虽有大功,而又有勤劳谨慎的大德，只要加以赏赐，就足以报答她的劳苦。
如果分割土地，建立封国，的确是违背汉朝的传统制度。
听说宋乳母秉性谦虚，定会辞让。陛下应该赞许她辞让封国的高贵品德，使她成全万安之福。
皇后、妃妾之家，所以很少能够保全的原因，难道是他们天性自然邪恶？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封爵太尊，官位太高，又总揽权柄，天道厌恶满盈，而他们却不知道自我克制，所以导致衰败。”
感思：地震、地裂接连发生，顺帝下诏让三公九卿“直言不讳”并荐举纯朴之士。
他需要倾听意见、缓解压力，也需要借“举纯朴之士”来装点求治的姿态。
但他做不到广纳善言，尤其是当谏言触及乳母、权戚、后宫等私人恩情时，便显出软弱与恋栈。
于是出现了一种矛盾局面：
他愿意听，却不愿改；
他知道忠言可贵，却仍被私情牵引，最终还是“终于赐封”。
这种“问策而不纳”的政治姿态，往往比公然拒谏更令人叹息，因为它说明问题不在信息不足，而在决断不足。
左雄在顺帝朝是难得的忠臣。他的谏言最多见，而且往往直指要害：
反对封王圣、宋娥，批评对九卿大臣的扑打之辱，主张整肃吏治、察举贤良。
他不只是泛泛而论灾异，而是把天变与人事联系起来，借“女人握权，灾难尤其严重”这样的激烈措辞，提醒顺帝：
封爵不是私恩，而是公器；帝王可以因私情赏人钱财，却不可因私情赏人官爵。
这种话，在皇权时代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左雄丹心可鉴，正在于他明知逆耳，仍反复进言，且所言多关制度与大局，而非个人恩怨。
左雄最终卒于任上，得以善终。
他在任期间不仅多次直言进谏，还推行了“孝廉限年四十”等察举制度改革，以至于他去世后的十几年间，朝廷的察选都保持着清平的局面。
左雄谏言最密集、最尖锐的时期，主要是永建年间到阳嘉初年。
学术研究指出，这一时期太后临朝的局面没有出现，外戚和宦官的势力急剧衰退，儒家官僚集团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权力真空”，得以与顺帝形成一种短暂的共治格局。
在这种格局下，皇帝需要直臣来整肃因循苟且的朝政，直谏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鼓励和容忍的。
左雄正是在这个窗口期内，由尚书仆射虞诩以“有忠公节”上疏推荐，从议郎擢升为尚书，进而执掌纳言。
左雄的直言，并非仅仅停留在批评皇帝私德或发泄情绪。
他最有分量的谏言，都伴随着具体的制度方案，他的谏言有“制度抓手”，不纯是道德对抗。
他的谏言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指向的是制度问题，而非皇帝个人。这大大降低了直言的政治风险。
左雄的“善终”，也与他自身的行事风格有关，他的政治姿态极为克制。
他在冀州刺史任上“奏案贪猾二千石，无所回忌”，但面对豪族请托则是“闭门不与交通”。
他是用回避而非对抗的方式来处理私人关系。
更重要的是他与周举的那段著名互动：
他举荐的冯直因贪赃被周举弹劾，他非但没有怨恨，反而引用韩厥的典故，高兴地说“乃是韩厥之举也”。
这种不护短、不以私害公的姿态，使他在士林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减少了政敌攻击他的道德把柄。
顺帝的个性也起了作用。
顺帝本身不是一个雄猜之主。他由废太子而登基，性格中带有优柔寡断和感念旧恩的特点。
他对左雄的谏言，态度往往是“感其言”“帝从之”，即便最终在宋娥封爵这件事上没有听从，也是“恋恋不能已”而非恼怒。
顺帝对直谏之士的容忍度，在东汉诸帝中算是比较高的。
左雄去世后，朝廷“察选清平”的局面得以延续，说明顺帝在人事上并没有因为左雄的直言而对他本人或他的政策进行清算。
但如果把左雄的善终完全归结为“制度保障”或“皇帝英明”，可能也过于乐观。
他的直言触及了封爵、宦官、权戚等核心利益，之所以没有遭到暗算，一个关键的时间因素是他在阳嘉年间之后不久便去世了（永和三年，138年）。
而阳嘉时期正是顺帝开始重新重用戚宦、共治格局逐渐消失的转折点。
如果左雄活得更久，在顺帝后期宦官势力重新抬头、君臣关系趋于紧张的环境下，他能否继续保持“善终”，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在皇权体制下，直臣的命运终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能够掌控的。
《后汉书》明确记载，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积累了极高的学术声望。
但面对朝廷的征召，他的态度非常坚决，州郡举孝廉、举茂才，公府征辟，他统统以生病为由推掉了。
他父亲李郃官至司徒，他完全可以凭门第入仕，但他选择了拒绝。
此次顺帝下诏让公卿“各举敦朴士一人”，直言朝政得失。
卫尉贾建举荐了李固。这一次他没有推辞，对策之后被任命为议郎。
李固对乳母封爵的反对，体现了一种成熟的制度思维：报恩不等于授官，赏赐不等于裂土。
他既肯定宋娥的功劳与谦德，又坚持“大义不许可”，这种既讲原则又讲策略的谏言，比一味强硬更易为对方留下回旋余地。
可惜顺帝未能顺着这个台阶，成全宋娥辞让之美，也就失去了一次收揽人心、整肃制度的机会。
李固的这篇对策，是东汉政论中难得的佳作。尽显李固才华，不仅在于文辞，更在于结构、见识与胆识。
对策开篇即抓住顺帝诏问的核心，“当代之弊，为政所宜”，然后提出一个总判断：
“夫王道之兴，必有祯祥；王道之衰，亦有妖孽。”
这话看似老生常谈，但他立刻转入具体：灾异不是天在说话，而是人事在感应。
接着他分条陈述，每一条都对应一个具体弊政：
1.乳母封爵：从安帝封王圣说起，直指本朝宋娥封君，引“非刘不王”的祖制，主张以赏赐代封国。
2.外戚权柄：指出“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才是保全后妃之家之道。
3.宦官干政：批评“中官子弟，布列州郡”，主张“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
4.选举不实：指出“举孝廉者，皆争门第，不务实学”，呼应左雄的察举改革。
5.吏治腐败：批评“长吏多非其人”，主张“宜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考能否”。
6.边患与民生：提到“凉州羌寇，西土不安”，主张“宽赋役，省徭役，以安百姓”。
每一条都不是空谈，而是有具体指向、有解决思路。
左雄的谏言更偏重具体制度操作，如察举限年、反对扑打九卿，是“技术型直臣”。
李固这篇对策则更偏重政治哲学与整体批判，他追问的是：为什么安帝朝的教训，顺帝朝没有真正吸取？
他的视野更大，批判更深，因此也更危险。
顺帝读后“多所纳用”，但乳母封爵一事终究没有听。
李固的才华，在这篇对策中展露无遗，但也正是这篇对策，让他在顺帝朝后期逐渐被边缘化，最终在桓帝朝死于梁冀之手。
才华让他进入政治，也让他成为政治的靶子。
李固的对策未完，下一篇接着看。
刘据是因“职事被谴”（履职有亏）而被召到尚书台，尚书台官员对他“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呵斥，殴打）。
尚书台作为执行机构，负责传召和行刑，但真正决定“加捶扑”的，是皇帝。
《东观汉记》的记载更直接：“召诣尚书，将加捶挞”，一个“将”字暗示这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有预定意图的惩戒。
左雄谏言中有一句话是：“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
这说明“扑罚九卿”并非汉家旧制，而是从明帝永平年间才开始的“新规矩”。（详见读书笔记709）
它的性质，是皇帝对大臣的一种“家法式”惩戒，杖责近臣本是皇帝对身边侍从的管教方式，明帝曾“以杖撞郎”，后来这种带有羞辱性的处罚逐渐“越界”用到了九卿身上。
左雄争的，正是把九卿从这个“可被捶扑”的名单里划出去。
顺帝采纳后，“其后九卿无复捶扑者”，九卿从此免于肉体羞辱，但刘据本人已经挨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