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批判性思维培养不易
文化不是口味的问题，而是适应特定环境的产物，在其他环境可能是不适合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主权个体》
毋庸赘言，要获得这样的视角极其困难，尤其需要极大的勇气。毕竟，我们说的是要高度摆脱个人所在部落的智识与社会束缚。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在我们看来是“自然的”，我们惊讶于其他部落的人为何能执迷不悟地相信谬论。然而，毫无疑问，对大多数人来说，接受某种特定的学说主要是因为出生的偶然性。可以说他们是“意识形态可互换的”，也就是说，他们愿意接受任何一套学说，只要这些学说碰巧是他们所出生的部落所推崇的。我们每个人，无论是来自美国部落、俄罗斯部落还是霍皮部落，出生时都既处于物质环境之中，也处于符号环境之中。我们很早就习惯了以“自然的”方式谈论“真理”，并接受他人以“自然的”方式谈论“真理”。一个人对何为“真理”或现实的感知完全是由他所在部落的符号和操控符号的机构所决定的。多数人最终学会热情响应、服从一套言语的抽象概念，他们觉得这些概念赋予他们一种意识形态身份。当然，这就是所谓的“偏见”。我们无人能免俗，但一个称职的“屁话探测器”的标志是，他不会完全被自己碰巧成长的社群中那些随意的抽象概念所迷惑。
在欧洲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成长的语言环境包含并认可“白人至上”这样的概念，他就可以相当“道德”地参与杀害民权工作者的过程。同样，如果一个人生活在“黑人权力”一词凝聚了某种意识形态身份的语言环境中，他也可以相当“道德”地对非黑人群体或其财产实施暴力。对“自然”隐喻无意识影响的麻木，使我们只能以高度受限的视角看待事物本质，从而只能选择极为有限的行为模式。
那些对“自然”环境中语言固有偏见保持敏感的人，在麻木者眼中显得“危险”。对后者而言，最危险的莫过于发现本群体语言的局限性、误导性或片面性的人。这类人之所以危险，在于他们难以被任何意识形态轻易同化，因为他们能穿透话语表象，洞察赋予意识形态现实性的深层机制。
我们的社会学理论、政治哲学、商业箴言、政治经济学及教育学说，皆源自柏拉图时代至上世纪绵延不绝的伟大思想传统与实践范例...整个传统被一个谬见假设所扭曲：每一代人都将大体生活在父辈的生存环境中，并将这些环境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子孙。我们正经历人类历史上首个打破此假设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