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很多历经多年的社会风俗和个人习惯，或者轰然倒塌，或者在悄悄开始改变。
之于年俗，也是这样。
过年的习俗和过去大不一样。比如放鞭炮。这两年天津这里也彻底不让放鞭炮了，这一旦没有炮声隆隆，所谓的“年味儿”可以用荡然无存来形容。年味儿是鞭炮的声响和礼花的灿烂，还有炮硝的刺鼻味道，甚至是飞舞的红色纸片碎屑和黑色的升腾起来的浓烟。鞭炮对于过年的味道的助推意义，功莫大焉。什么是年味儿呢，年味儿是一种混合味道，鞭炮味儿肯定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鞭炮的使用在过年的很多个环节里，比如子午交接之际，用鞭炮声来表达祝福和互动。过年时候，大家空前团结，所有中国人整齐划一的在做同一件事情，这就是普天同庆。大家可能知道自己的亲朋都在包饺子，但是不是真的在包呢，是在哪一刻在包呢，不知道。而在子午交接时刻，大家在统一的时间，用点燃鞭炮的方式，发出共同的声音，这个时候，大家的心连在了一起，甚至是一起欢呼，一起热泪盈眶。
比如祭祖，在坟前用鞭炮声是要跟先人说话，告诉他们后人来看他们了，告诉他们活着的人们都还活的不错。炮声没有了，先人们还能不能知道后人们来了，知道又是一年，随着鞭炮声响，春天就来。 鞭炮的最初功能是驱邪避灾，用红色和声响震慑妖魔鬼怪。除夕夜晚静悄悄的，是多年没有过的体验，静的有些寂寥。没有了鞭炮，或多或少觉得，有些不安全。
当然，年味儿是历史形成的，也不应该人为刻意追求，实际上日子如同水一样，缓缓流淌，为了年味儿而为之，那还有什么意思。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鞭炮的副作用也是不小，过去每到大年初一看到那些环卫工人扫炮灰，真心觉得他们不容易。污染环境，引发火灾，每年还有不少人身事故，炸掉手的，炸瞎眼的，都有，年肯定是过不成了，还要去打官司，这就很不值得了。
最让人担心的是法律的公信力，禁止放炮的事，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天津这一座城市，很多城市都曾经禁止放炮，后来很多城市由“禁止”改为“限制”，也有的城市什么也没说，就又悄悄允许了，朝令夕改，对制度是最大的伤害，就算今年制定的规矩，到明年又改变了，也是不严肃的。下次再制定条例，恐怕就没有人愿意听了。在颁布又一个政策法令之前掂量一下还是必要的，搞个听证会也不啰嗦。那些年天津的条例起初也是禁止放炮，后来改成了限制，再慢慢演变为可以了。所以这次的禁止放鞭炮的条例也有人表示了担忧，是不是能做的好，是不是能坚持下去，需要时间的检验。
而在关于过年的远去的记忆里，放鞭炮，那一定是男孩子节日里的重要内容。“闺女戴花，小子放炮”，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也该是性别造就的必然，当我还是一个男孩子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放炮。我记得那时的闺女们也喜欢戴花，我小时候有一邻居，邻居有一个和我岁数相仿的闺女，那闺女叫做晚郁，一个有些忧伤的美丽名字，我现在对她的深刻印象就是她在过年时候戴着花，喜滋滋的招摇过市。我还记得，在过年之前，晚郁就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她总是把准备着到了过年才能戴的花拿出来摆弄，她的哥哥就板下脸来，认真而深情的说，晚郁，过年再戴！
而男孩子们，对于放鞭炮，又何尝不是一样的按捺不住！
想起来我最早关于鞭炮的记忆该是在一位叫做四奶奶的老人家里。四奶奶早就去世了，四奶奶对应的当然是四爷，他们是一对著名的夫妻，他们有七个儿子，齐刷刷站一起，很是壮观。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父母曾经有一段时间把我和哥哥放在四奶奶家“保管”，父母工作的时候把我们送去，结束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回家。我在四奶奶家看见过她的几个儿子在做鞭炮，我们管他们制做的那种炮叫做“大白杆”。这么叫是因为鞭炮的纸皮是用白色的纸做成的，是非常简易的包装，但里面装着的是白色火药，有很强的杀伤力。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个很危险的短期鞭炮家庭作坊。我现在来推测，那些鞭炮应该是他们加工之后送到了附近的静海县，由静海县的销售商再销售到全国各地。我记得后来那村庄附近还几次因为制作鞭炮发生了事故。
静海之于鞭炮是个什么地方？静海和静海不远处的河北省文安县曾经都是中国的重要的鞭炮制造地，过去是很有点儿名声的。屡有事故的原因，还有应对环境污染的因素，后来全国各地都在禁止放鞭炮。说起事故，除了在制做鞭炮的时候有事故发生，过年时候放鞭炮也出了不少伤人的事件。我印象里静海并没有大型的鞭炮制造厂，都是一些民间作坊，不像湖南的浏阳。那时燃放的鞭炮大都是浏阳产的，一般来说，是红色的包装，大红纸，上面有一个黄色的孙悟空图案，现在想起那种红色和黄色，还觉得绚丽、炫目，梦一样。
我记得我把那些浏阳鞭炮叫做“小红炮”，这么叫是因为里面的鞭炮一般不太大，炮杆也是用红纸裹住的，也比较适合小孩子燃放。 那时候我们还小，不是放鞭炮，而是“放炮”，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敢把整个一挂鞭炮都点燃（也舍不得），要把一个一个的“小炮”从那挂“鞭”上都解下来，单个儿的燃放，听着那单个儿的小红炮的单调的响声，就觉得很是快乐了。为了让炮能更“响”，我们把没有拆封的一挂鞭炮放在“炕头儿”。那时候在农村住火炕，炕头很热，把鞭炮放在炕头儿，鞭炮不仅不会“潮”，而且“火药味儿”就更足了。这样，到了过年的时候，那鞭炮就会更“响”。可是，我们总是时不时要把压在炕头儿的“炕被”下面的浏阳小炮拿出来，观赏并且摩挲，看看红色的包装和黄色的孙悟空，我们更加盼望着过年的日子早点到来。
放炮的时候常常会炸了手，好在那小红炮杀伤力不大，但也会把小手弄得很疼，甚至炸伤。有的时候那炮点不着，等了半天，拿起来去看，偏偏拿在手里的时候就炸了。有的时候我们把小炮从中折断，不去点燃导火索而是直接去点燃中间部位的火药，火药被点燃的样子我们很喜欢看，可是如果搞不好，那火焰就会灼伤我们的小手。所以，我们也会戴着棉手套放炮，尤其是那些年纪稍长的人，他们放鞭炮喜欢整挂的一起点燃，才有噼里啪啦的效果，或者他们放“二踢脚”。他们放“二踢脚”的时候是拿在手里的，往往是“通”的一声，二踢脚就上天了。我没有看见出事故伤着人，但是看到过他们戴着棉手套的手被炸得通红，手套已经被炸烂了。
关于放鞭炮的记忆，那真的有不少的往事。我记得我放的鞭炮越来越“暴力”，我开始放起整挂的鞭炮来，我也能把“二踢脚”拿在手里燃放而面不改色了，我放的鞭炮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大白杆”和“浏阳小红炮”之外，还有“大地红”。“大地红”是更夸张的红色，点燃了鞭炮，连着包装纸一起烧，最后剩下的是一地的红色。再后来，是各种品类的烟花。我想，这些变化可以表明：在一年一年的过年放鞭炮中，我在渐渐的长大；鞭炮的种类繁多得目不暇接，而最早的时候除了“大白杆”，几乎什么也没有，这是生活在前进，中国的经济在发展。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烟花”（或者叫做礼花），是在晚郁家。在那之前，我们看到的和燃放的都是“炮”，没有“烟花”。当然，那只能说明我们的孤陋寡闻，30多年前的乡村，即使在天津城区的边缘，也还是十足的乡村模样。我记得那是非常简易的一种烟花，外包装也是“大白杆”水平的，点燃之后，很简单的往外冒出的强烈的火花，足以让尚不满5岁的我们感到震惊，那太绚烂了！
晚郁的哥哥很是大方，当我和哥哥来到他家的院子里的时候，晚郁的哥哥很够朋友的点燃了那个简易的“烟花”，我们把“烟花”简称为“花”，后来我提出了一个让晚郁的哥哥感到为难的要求，你能不能拿一个这样的“花”到我家的院子里去放呢？晚郁的哥哥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他其实也仅仅有这样的五个“花”，我是想让我的父亲看到晚郁的哥哥有这么好的东西，而且人家这么大方。果然奏效，我和哥哥也获得了十个同样的“花”。我至今记得，卖这种花的是于海潭的小卖部。于海潭是一个口碑不错的老人，辈分高，是村庄里于姓的老祖宗级别的人物。
晚郁的哥哥后来不和我们友好了，我想这和那些“花”有着极大的关系。在他的引领下，我大长了见识，见到了那么绚丽的色彩。可是后来我们超过了他，我每年燃放的烟花种类超过上百种，他完全没有见过，他每年都在我家里看的愣神。他最多拥有“钻天猴”、“炮打灯”、“迪迪芯”这个级别的，最后他也有了“闪光雷”。而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烟花有各种名目，虽然现在说不上来了，但可以用品类繁多来概括。总之每年父亲都要用去数百元给我们买鞭炮烟花，（在八十年代初期，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每年我们都成了那个乡村的孩子们羡慕的对象，每年都要办成一个小型烟花展览会。
我们开始和晚郁的哥哥“比炮”，每到过年我们的关系就很微妙，每个晚上，我们都比着鞭炮的数量和种类。有的烟花是在院子里放的，贴着地面燃放，隔着墙对方怎么也看不见。为了逞能，我们只好相互隔着院子来大声描述烟花缤纷的样子，以给自己长威风。我发现过晚郁的哥哥爬上墙来偷看。我也在爬上墙偷看的时候，看见卖力大声喊着的晚郁哥哥。其实他的院子里什么也没有，晚郁的哥哥，只不过是在吹牛。
比了几年，大家都觉得没有意思了。这种“没意思”的感觉也是成长的一种表现，我们开始明白，这种攀比没意思极了。而且，城市化进程很迅速，我们没有什么优势了，我父亲可以在城市里买到的东西，如果愿意花钱，晚郁的哥哥在乡村也能买到了。写到这里想起我父亲带着我和哥哥买鞭炮的一个场景，我和哥哥穿着有些夸张的棉衣，父亲很耐心的帮我们挑选着烟花，那一刻他是一个全面的好父亲，他真的有耐心。耐心就是爱。
忽然想起了一个叫做“虎成”的小孩子，虎成的父亲叫做“小豆子”小豆子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农村人，他奉行“不求人”的淳朴农耕理念，又热爱生活，过年时候春联自己写，既不请人写，更不花钱去买，字自己写，联句也是自己创作的，那一年他家春联上联是“喜过新年”下联是“一反景象”，就是“一番景象”，他把“番”写成了“反对”的“反”，太勇敢了。这是多余的衬话。只说虎成，当那一年我驻足欣赏小豆子的这幅对联的时候，虎成正在一个人静静的放着炮，他还小，还是在放单个的“小炮”的水平，看见有人在看他，他很兴奋，把那小炮放得山响。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心境：我发现虎成是个孩子。
天津这边，放鞭炮的日子大约是这样的，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晚上，要放上一挂鞭炮，然后就是年三十了，这中间随时都可以放。年三十放炮是个高潮。在农村，白天上坟祭祖，那是个放炮的时候，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也是要放炮的，晚间十二时，子午交替的时候，当然是更高的高潮。大年初一早上要放，初二早上要放，接财神。初五“跺小人”要放，然后是尾声——正午十五晚上要放，这期间的每个夜晚或者白天，随便放，就算响声再大也不会遭到责怪。那时候天津外环线边上的城乡结合部，很多人成群结队的在上坟祭祖，成群结队的在放着鞭炮，那样的规模和场景，不会再有了，值得记录下来。那些人把整挂的鞭炮扔进火堆里，巨响轰鸣，火光冲天，把喜庆和祭奠都炸了。
写这些文字，回想起过去放鞭炮的很多细节和场景，昔日不会重来。在我的幼年，我们兄弟出门，和兴冲冲的搬着沉重鞭炮的父亲撞了个满怀，在我的成年，我兴冲冲搬着年货和鞭炮回家的时候，也撞上过已经有些木然的父亲。我还记得那时我抱着我年幼的儿子，一家人到楼下的广场去放鞭炮的情景。鞭炮声声，还有直冲云霄的瑰丽的烟花划破除夕的夜空，那是我儿子的童年，是三代人一起欢乐的放鞭炮的生活。我日渐苍老的父亲在我们的旁边，仰起头来看着天空......
我儿子已经长成一米八的小伙子，他对放鞭炮没有什么记忆。我刚刚略微遗憾地问他，又要过去年了，想放炮吗？我又说，再说现在也不让放炮了。他说，有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