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对于寒假，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寻找各种理由，隔天就从村南头溜到村北头，因为村里的裁缝婶婶家住村北，我去是看我的过年新衣做好了没有。
那时候，母亲总是在进入腊月前，就给我和姐姐精心挑选布料，选好样式，送到裁缝婶婶那里排队。比起小伙伴们，我和姐姐很幸福，每年春节都有新衣穿，不仅布料总是优于有新衣穿的小伙伴，而且在样式几乎一样的年代，我们的新衣总是别出心裁那么一点点儿，合体合身又合意。
寒假里，我除了那点力所能及的扫地、擦桌子、写作业之外，便是眼看着我的新衣由搭在绳上的布料变成挂在衣架上的衣服。那个年代还没有创造出“仪式感”这个词吧，现在每每回想起，那个仪式所带给一个小心灵的幸福，足矣滋养我的一生。
后来家里突遭变故，我们举家迁往县城，那正是全国裁员下岗的时代，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新的时代需求自然淘汰一些不合时宜的社会包袱，父亲的单位几经挣扎，还是解散了，做为财务人员的父亲也最后一批下岗了。
那年母亲42岁，家里三个学生一个重病患者，当我长到40岁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父亲当年的艰难，那真的叫举步维艰。
靠着父亲少得可怜的生活补贴和家里几亩田地的微薄收入，显然无法维系一家人的生活。我们住在县城小商贩最多的小街旁，每到年关，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们，这个花炮，那个带鱼，纷纷加入摆摊行列。父亲终于不敌生活的无奈，跟着有经验的叔叔摆摊卖带鱼，两个纸箱，几块破砖，一个借来的称，还有一个鞋盒，就组成了一个最蹩脚的小摊，扭捏的藏在父亲老单位大门口的那棵槐树下。父亲的纠结和尴尬，从那天开始，就被淹没在这热闹的年关里，被很多生活艰辛的父亲带走了。
弟弟尚小，我和姐姐自然要帮忙看摊，我不知道姐姐咋想，我总是找各种借口一次次的逃离现场，又一次次被自己押回现场。终于，有人买了我们的带鱼，我们父女三人手忙脚乱，总算是送走了第一个客户，当毛票装进鞋盒时，我和姐姐偷偷对视一眼，笑了。
熟悉了程序之后，父亲便在十几米之外，支起另一个摊子，我和姐姐便独立支撑原来的小摊。虽然全副武装，但我们还是手脚被冻伤，伸出袖筒就生疼，但和冰冻的带鱼比起来，空气的寒冷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两双红肿的手，几箱冰冻的带鱼，我们忙着挑选、过称，还要用塑料绳很专业的绑好，让顾客轻松提走才行，最后收钱的时候双手早已经失去知觉，然后迅速缩进袖口，剁着脚继续招呼顾客。
晚上收摊回家，一家人打开鞋盒，用布满了血痕的手整理着花花绿绿的毛票时，家里才恢复说笑的声音。
后来，父亲在老同事的帮助下，接手了一个杂货店。大到锅碗瓢盆笤帚拖把，小到指甲剪牙签烟灰缸，挺全乎，可是一条400米的街道十几家同样的铺子，父亲又不会商家该有的手段和花样，要挣钱，谈何容易！每天除了房租、上税等开销之外，能有买菜的收入，那就算是好的啦。
只有在年关的时候，靠着在商店外摆摊，才能弥补父亲坚守一年的辛劳。这时候，我们需要全家总动员，每人负责一个区域，父亲总协调。好在我是老师，有寒假；姐姐就在对面上班，有空闲。
十来平米的店里生着一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坐一口铝锅，妈妈负责后勤，谁饿了，就取一个馍，加一块豆腐乳或者几丝咸菜，回到摊位上边吃边工作。渴了就喊“妈妈”，妈妈就会递过来一杯水，水温刚刚好，仰头灌几口就行。
一天下来，全家人精疲力尽。白天装满了人和声音的街道，就像有魔力一般，空荡荡、 静悄悄，我们一家默不作声，收拾整理摊位。所有物品分类装箱，大件用脚蹬三轮车送入小库房，小件动手搬进店里。等父亲佝偻着背，用自制的一个铁钩，“哐--当”一声拉下防盗门的时候，一天的疲惫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就想原地躺下不再动弹。
每天深夜把自己放在床上的时候，只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摆摊过年的日子，寒假就只是寒假啊？
那些年，我一般负责最临街的小商品区域，矮矮的一张竹床上摆满了筷子、骰子、刷子、牙签、抹布、锅钉等几十种货品，床下是父亲晚上加班，二次加工出来的“张记笤帚”，身后一棵树上，挂着大小不一的几种塑料袋，用来打包商品，坐一个小马扎，马扎旁边一个旧鞋盒。一件厚实的紫色棉服，一条能当灰尘的皮实黑裤，一双厚底长毛棉鞋，一条深蓝色的围裙，是我每年寒假摆摊是的专用装备。至现在，父亲还把他们保存在我们曾经住过的小平房。
就这样，走过了十多个寒假。再后来，父亲年龄大了，腿伤严重，一到年关就发愁。好在我家儿子长大了，从寒假第一天起，七、八岁的儿子就早起帮外公出摊、看摊，一守就是一天，最开心的是外公发些零钱，买两盒摔炮。
一直到弟弟添了孩子，父母亲要照管，父亲的杂货店，不，救了我们一家的杂货店，才被迫关张。
终于，我的寒假就是真寒假了，打扫卫生，置办年货，静等过年。
这两年， 儿子上大学了，远在千里之外，对于寒假，又有了新的期盼，不同感受的陪伴。
人生就是这样，一程又一程，不同的路程有着不同的风景，讲述着不同的故事，但，向阳而生却是永恒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