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首先他是人，一个完整的人，哪怕有身体的缺陷。作家对于读者，呈现于文字背后而见，清晰而又模糊。对于史铁生，我更多了一份猜想。阅读史铁生的作品，是阅读他本人。我再没见过第二个如此将自己融于作品的人。阅读他的作品，是在进行一项神圣的精神洗礼；而阅读他本人，那是在接受一个人间奇迹。史铁生，让我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他的理想世界。对于身残的史铁生，开始并没有志坚。曾经千方百计寻找自杀机会的史铁生，不会想到今天已获得如此多人的认可。之所以能活下去，是因为它为活着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他选择了写作，写作成了他的生存方式。可以说，他是被生活逼上文学道路的，可他却比比别人走得更远，因为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因为身残，他有了更多的思考机会；因为身残，他更多地关注人的精神；因为身残，他更懂得了人的生存境地；因为身残，他……所有这些，为他铸就了长远的文学道路，而且越走越远。读完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我更加知道为自己找到生活的理由是多么重要。老瞎子的师傅在临终前告诉他有一张复明药方，但非要弹断一千根琴弦，否则就不灵。这张药方支撑着老瞎子走过了七十多个春夏秋冬，老瞎子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将一千根琴弦弹断，以图看到世界一眼。后来，老瞎子发现复明药方不过白纸一张，复明计划失败，他千方百计找到小瞎子，对他说：“是我记错了，是一千二百根，师傅记错了，记住，是一千二百根！”老瞎子知道，这一千二百根琴弦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小瞎子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寄托在脆弱的琴弦上，这是否是一个玩笑！琴弦脆弱但有韧性，人的生命也应该如此吧！作者为老瞎子和小瞎子设计了一个人生的目标，可却又不让他们去实现。因为实现，等于破灭。老瞎子找到药方，发现只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才明白师傅的良苦用心。可破灭，终究还是破灭，它不可能回到从前，不可能再有以前生活的热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怎么让小瞎子坚强地活下去。他应该做到了，因为小瞎子相信了。这时，老瞎子才真的是“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读史铁生之时，常会使我们想到加缪。加缪认为荒谬是人与世界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荒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只能带着裂痕生活。但是人必须超越荒谬，在荒谬的生活中获得意义。史铁生也是这样。他意识到人生的困境和残缺，却将它们看作获得生命意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没有孤独，爱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没有欲望的痛苦，就得不到实现欲望的欢乐；如果人永远不死，那么人就像波伏娃的名著《人皆有死》中那个死不了的福斯卡那样，变得乏味透顶。生命的残缺，人生的虚无状态，反而为人战胜自己，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敞开了可能性空间。人的生存是荒谬的，没有任何理由，但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看来，必须赋予它以意义，必须有东西证明它的意义。“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康复文本断想》）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是人文精神的骨髓所在，也是人区别与动物的主要标志。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史铁生选择的是写作。但是，写作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若作为一种生存的目的，作为一种具体的，功利的目标，那么人就会被写作囚禁起来，就会失去生存的意义本身。而在史铁生看来，写作无非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一种意义的证明，“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我与地坛》）这又让我想起余华的《活着》。余华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这不是一种行尸走肉的混日子，而是一种生存哲学。余华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们生存的苦难，作为什么也反抗不了的最下层的劳苦大众，也许为了活着而活着是最明智的人生选择。史铁生和余华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史铁生认为人要把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毕竟，史铁生是理想主义者，而余华是理性反叛者。但两人都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因为残缺，完美才得以显现。史铁生意识到：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人生而就有缺陷，问题，不可能完美。对于很多人的精神缺陷，身体缺陷又算得了什么呢？史铁生是理想主义者，因此他要用文学去弥补人们的精神缺陷。有的评论家把史铁生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1985年之前写的是残疾的人，之后写的是人的残疾，人的缺陷和问题。史铁生用自己的心灵营造了一个巨大而无垠的精神空间，让无数的人在此遨游，得到精神的洗涤和锤炼。在为自己找到活着的理由之后，史铁生在为别人寻找活着的理由。史铁生当然算得上是经历过绝境了，绝境从来是这样，要么把人彻底击垮，要么使人归于宁静。史铁生属于后者。我们在史铁生的作品中，往往看到生活的激情，也时时感受到他本人的一份宁静。所谓“宁静以致远”，史铁生并不是在呐喊，而是在剖析，在阐释，为了生活。“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 ”（《命若琴弦》）人生就是一条漫长的河流。你也可能会是老瞎子。这时候你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