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的童年,成长的代价——从秀秀的哭声到我的平行线人生》

过年去舅舅家走亲戚,一群孩子在院子里玩,大舅的孙女秀秀比我女儿大一个月,是家中老二,有个哥哥和妹妹,爸妈在广东工作带着老大和老三。秀秀两岁多留守家中。大舅年近六旬,眼睛不太好,当时秀秀哭着要上楼和其他小朋友玩,想要大舅带着去。大舅不但狠狠拒绝了秀秀,还在院子旁边捡起一颗枯枝朝她挥去。看着秀秀哭着央求的样子,瞬间把我拉回了童年。

那是2001年的正月,我7岁多,过年妈妈安排我和家里的长辈去走亲戚。那时候农村条件很差,交通都是靠步行。

当时去的亲戚家路途%%远,要翻越几座大山,中途有段路特别危险,村里的人为寻求水源,在山腰开辟了水渠。那是我们必经之路。清楚记得那是一条很窄的路,靠里是水沟,靠外则是万丈悬崖。对于在贵州大山的人来说见怪不怪。可是那天偏偏下着小雨,我已经很小心了,没想到还是右脚踩滑,一下就掉了下去。当时随行的长辈吓的直冒冷汗,还好老天眷顾,掉下去一米左右,因体重太轻被崖边的植物网住。

长辈们在忐忑中把我捞了上来,全身被植物扎的伤痕累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疼。

那时小小的人儿啊,好像除了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到了亲戚家,大人们给我做了简单的消毒。

次日带着伤回家,心想终于可以扑在妈妈怀里抱抱了。

可我的满怀期待终究是一场空,刚走到离家几百米的伯伯家,他们告诉我妈妈和弟弟走了,去打工了。

我不相信,我怎么可能相信。我忍着痛飞奔到家门口,门上的那把大铁锁是如此的冰冷,任由我怎么摆弄也打不开。

我不甘心,我觉得妈妈可能是在邻居家串门,于是气踹嘘嘘一家一家去寻人。

最后所有人都跟我说真的走了,我不会相信的,于是就坐在家门口等着,直到天黑也没出现我想看到的人影。

邻居伯伯来领我去他家睡觉,给我说明天天亮舅舅舅妈来接我。

那一夜,我好像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悬崖重生后独自长大的人,我想哭,但我不敢哭。我怕一哭之后所有的不愿成真。

第二天,舅舅舅妈把我接到了外婆家,这是我熟悉的地方,不到一岁时我就来了,没上学前是隔三差五小住,上学后就直接长住了,只有寒暑假妈妈接我回家。

来到外婆家后,我跑遍了所有屋,见到了弟弟。心想:“就说妈妈不会走的,弟弟不是在这嘛”

可外婆说妈妈真的去上海了,等她去爸爸那安顿好就来接我们。

就这样,我在满怀期待中度过了一个学期,终于熬到暑假。妈妈真的来了,不是来接我们,是来接弟弟。

从那以后,我真正开始了我的留守生活。

外婆和三舅家住一起,三舅家有个比我小四岁的表弟。我俩都喜欢吃土豆,每天餐桌上外婆都会炒一盘,表弟总会把那盘土豆放到自己面前,有时候剩下最后一点我俩总会抢一下,然后大人们都会说:“你是姐姐,你应该让一下弟弟”

那时觉得好委屈,但也得强忍着,因为我深知那是表弟的家,不是我的家。

小时候最讨厌的事莫过于学校开家长会,我很愤怒学校的安排,明明知道我们是留守儿童,还要求家长必须到。

所以每次家长会开完我的灾难日就到了,因为我的家长从未参加过,接下来就是通报批评,老师找我谈话的环节。

可是我又能咋样,久而久之我似乎有些麻木了。

直到上了初中,学校第一次召开大型家长会,刚换了新的环境和新的老师,我有些无从应对。于是硬着头皮把年迈的外公请来参加了,外公很晕车,步行了两个小时才到学校。

从那以后,好像班主任已经默认了我的家长请假。

后来上了高中,又迎来了新学年的家长会,恰好我还是当时的主持人,又在惶恐和忐忑中请了三舅来,三舅那时开着一个诊所,每天都很忙,我很感激他到场。人生十多年的求学路,这是唯一两次我有家长到场的家长会。

在家长会开始前两天,班主任给大家发了信封和信纸,要求写一封给家长的信。我好像写诉状一样,把多年积攒的所有情绪倾盆而出,写了满满五页。

那一年春节,正好爸爸回来了,舅舅把那封写给家长的信交到爸爸手上,并把我在学校的表现告知他。

没想到爸爸当着众人的面拆开信封大声朗读起来,一边笑一边读,还一边解答我的疑问。没把我带着身边是怕影响我的学习,好像上海的学校容不下我,却可以容下弟弟。

还不断强调,他们背井离乡都是为了我,我要好好学习,别整天想这些没用的对不起他们。我到现在都很清楚记得他当时的神态。

从那以后,我觉得我们之间如两条平行线,不在期待任何交集,只想赶快长大,毕业、独立。

我所有的情绪只有靠写日记来缓解释放,从我开始会写作文到高中毕业,我的日记本有高高一摞。

小时候的夜晚总是那么漫长,长到我要用泪水把枕头浸湿,才能睡着。

从五年级开始,夜晚我总在想,如果我突然消失了,他们应该会来看我的吧,他们应该不会再因为我而背井离乡了吧。我甚至已经想好从三舅家栏杆往下跳,一丈二的高度应该够了吧。

后来高中毕业,父母在镇上买了个房子,高考结束后他们回到镇上扩建房子,我给他们帮忙打杂,三天吵五架,看我哪哪都不顺眼。我一气之下独自去了县城,在一家火锅店当起了服务员。直到录取通知出来,我兴高采烈拿着通知书回家,父亲告知我,钱都用来建房子了,没有钱交学费。

那一刻我觉得天塌了,你们背井离乡这么多年不是为了我么?现在连大学也不想让我上了,到底是为了谁?

冷静几天之后,我觉得还是不能错失上学的机会,我恳求着说就算学费算我借的,以后加倍还回来,父亲还是一言不发。

那时的我就像丢了魂一样,提不起精神。

转眼到了开学前一天,父亲丢给我一张银行卡说道:“所有钱都在这卡上,我没时间,你自己去报到吧,交完学费剩下的钱给我拿回来”。

就这样我独自一人拎着行李来到省城开启我的大学生涯。

记得那时父亲每月最多给我六百生活费,网费每月50,话费每月30—50,有时还交个班费团费啥的,女孩爱美想买件衣服,那基本就要把餐费控制在每餐五元以下。

每到月底我就很惶恐,我害怕给父亲开口,因为我知道他会说:“以前在外面上班你怪我们,现在我们为了你回家所以没钱给你”。

所以周末节假日只要有挣钱的机会,我都会去,甚至有时周一至周五都会逃课去兼职。

发传单,话务员、促销员、森林防火员、服务员、墓地工作人员、鞋厂流水线这些工作我都做过。

每次一到节假日和寒暑假,室友们都是满心欢喜回家找爹妈,我从来不想回家。对于我来说那不是家,我只想多挣点生活费。

大三下学期开始,我开始跑业务,卖儿童早教机。直接从学校搬到公司宿舍,每天奔波于全省大大小小的村镇,为节约经费,我们租住在黑暗潮湿的小旅社,团队十多个人,男士一间,女士一间。

就在那段时间,胖胖的我变得又黑又瘦,声音完全沙哑,过年也没有回家。

后来正式毕业工作后,每年也只有春节回去几天。母亲总是在亲戚面前抱怨,说我不懂事,不孝顺。

再后来我直接找了一个离家几百公里的男朋友,母亲说我俩姓氏读音相同(陈和程)不能嫁,家里长辈不同意。

我一怒之下问她:“我是他们的女儿还是你的女儿?”

后来谈婚论嫁时,男朋友单亲家庭,家境贫寒,我们直接省掉了彩礼,现在我女儿都两岁多了,三口之家还算幸福,母亲到现在都还在埋怨彩礼的事。每每我遇到生活的不快,时不时数落我嫁这么远是自找的。

其实我当年是故意找这么远的,因为我想逃离那个家,每次回到那个家我会很窒息,和他们相处会很难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山海,相互数落,打击已经成为固定的交流模式。记忆里自从父母回到镇上,总有吵不完的架,我经常半夜接到电话,父母双方诉说着自己的理由,有时打得鼻青脸肿,我只能半夜请警察叔叔上门帮他们调解。我甚至希望他们早日离婚,家庭早日解散,各自回归平静生活。

即使我已经30+,我明白人生没有对错,只有选择。父母的认知迫使他们选择,我能做的好像只有远离,保持距离,停止内耗自己。努力纠正自己,成为更好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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