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竹一斋
图/网络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用散文方式来表达国际关系，能不能创造出一种严谨的浪漫？
国际政治理论的学习过程会是很有趣的，如果我们能形成兴趣。这个兴趣的面很广。比如，我们热衷于从具体的、即时的、碎片的现实中抽离出国家行为的普遍规律。或者，我们喜欢特定具体的国家之间的互动往来，并有心归纳这些互动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再或者，我们关注国际政治层面中，经济、安全、文化等等某个特定领域的一些事件，并从中获得许多思考。甚至于，我们原本擅长和喜好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不完全等同于国际政治学科的其他领域，却寻找到了合适的路径能形成跨学科的讨论。在上述情形下，学习国际关系都能令我们愉悦。无论这一学习本身，主要涉及抽象的理论研究，还是具象的时政分析；采取的定性方法，还是定量方法；走的是政治家的路线，还是科学家的路线。
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了一种“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江湖规律。没有一种观点能够“一统江湖，千秋万代”，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实现永生——只能在某种意义上持久长存。James E. Dougherty 和 Jr Robert L.Pfaltzgraff在《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里感叹道，历史长河中的理论发掘往往呈现出一种特点，那就是理论的发展总是存在一种相似性，似乎一些真理被发掘而后又被掩埋，被掩埋后又爆发出耀眼的光芒。理论的革新总是基于先前的发现，而后被继承或批判。它们那么相似，却又不尽相同。有价值的理论创新从来不是简单重复的论述，而是脚踏实地、水到渠成的，站在巨人肩膀上所望到的远方——它必须首先是巨人看到的风景，然后还要是比其更远的地方；它必须能够解释巨人所解释的现象，还要能够解释巨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
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的构建，离不开学者本身。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也就有了对于社会事实的不同判断，进而对于世界如何运作有了形形色色的看法。国际关系亦是如此。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以及除此之外的林林总总的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同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家庭。它们显示出了相对静止的局面，为我们呈现出不同视角下的国际关系变化本身，呈现出导致那些变化背后的可能原因。
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的派别分野，离不开学者本身。不同的学者即便存在许多迥异鲜明的认识，提出了存在千差万别的理论，有的时候有的部分却又是相互重叠，认同彼此的。就算是被“强行”归入各个流派的大师们，有的时候也表达出对“对立”阵营的认可，甚至在一些文章中有意或无意地表达了“对立”的观点。国际关系亦是如此。Hans J. Morgenthau并不完全否认道德的力量，Kenneth Waltz认为自己没有还原主义倾向却被温特“无情”地“揭露”出来，Alexander Wendt站在建构主义的灵动世界中却走向了结构主义那种缺乏能动的解释道路上……
无论各位大师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予以否认还是承认，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仍然是基于人性假设本身的流变，仍然是某种程度上的国家人格化。现实主义的“权力人”假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视野下的“经济人”假设，和建构主义的“社会人”假设。正因为某种程度上，国家如同人一样，不是机械的，所以才能具有某种主观能动性。策略及其选择，互动及其过程，比其结构本身似乎更加重要。国家间互动不再被看错完全受外力控制的“撞球游戏”，国家自身本身能够控制“球”的运动，进而改变直线或曲线行走的“球”的“轨迹”，以致于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会作出“惊人之举”——不符合结构要求的选择。在这样的前提下，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重视变动不居的过程和互动，越来越少从悲观的结构选择来看待国际关系现实。崛起时代中的中美博弈“不必然”以战争作为终章，地缘上的邻近也“不必然”导致冲突，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必然”是零和博弈。
题外话：前段时间，温特大爷出了本书：《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物理学与社会科学本体论的统一》。在书里，他将物理学的量子理论引入社会学研究之中，认为社会和原子相似。社会具有类似“波粒二象性”的特性，在宏观上是粒子且可以被观察，而微观上则是波而无法被观察——后者呈现出了波的特征，无法得知其位置，无法得知其动力，甚至于事物的存在不具备客观性。由此，温特大爷推导：国家以下的层次属于微观世界，国家是人们建构出来的，无法以实证方法研究；而国家以上的层次则属于宏观世界，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的中心，可以用实证方法研究的。
这是要成神的节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