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艰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这段话是典型的“地理—性格决定论”，放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乡土中国叙事里很流行，今天却只能当作“文学修辞”来看，不能当史实。

      一、考古与史料都不支持“北方固守、南方好动”

      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的仰韶彩陶因素一路南下到江汉平原；同时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文化也向北渗透到豫西南。人群显然在流动。

      商周时期：殷墟甲骨里常见“征人方”“涉汉伐楚”；西周金文有“南淮夷”“南夷”反复出入中原。北方贵族、军队、工匠成批南下，何来“固守”？

      秦汉以后：历次“北人南迁”——永嘉、安史、靖康——动辄百万级规模，恰恰说明黄土高原居民迁得又多又快。反观江南土著（吴、越、楚后裔）在六朝以前反而“安土重迁”，因为稻作水网比旱作更需要长期经营固定田块。

      二、“心态保守”是近代华北农村的特定产物，而非古今通则

      19世纪后，华北平原因生态恶化、战乱频仍，才出现“不离井”“不出村”的极端保守；同一时期，长江三角洲因工商业和城市网络发达，人口流动显著。于是观察者把“此时此地的差异”误当成“自古以来”。

      三、经济形态与政治制度才是决定人口流动的关键变量

      旱作区：若遇水旱蝗灾，农民往往整村外逃，史不绝书。

      稻作区：一旦圩田、梯田体系成熟，农民反而被水利共同体“绑”在原地。

      国家行为：屯田、实边、移民实京师等行政命令，比个人“心态”更能解释大规模迁徙。

      “黄土平原居民安土重迁、长江流域好动开放”是 20 世纪知识分子借景抒情的刻板印象，与考古、人口史、灾害史都不符。真正左右人口流动的是环境压力、国家政策和生计方式，而非一条大河两岸的“性格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