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横店的时候，同宿的姑娘，叫蒋荷花。

那部戏的导演是个外地人，用他独特的口音给蒋荷花改了新名字：姜发发，姜活发。

有时候名字特别容易叫也不好，一不小心被人叫顺嘴了，他就时不时喊你一声。

外地导演一会儿一会儿想到她，就在现场叫一声：

“发发你过来一下”

“活发！活发！活发！”

荷花在街道置景的另一头，隔着一百来米路，就听到她嘹亮的回应：“听到了！”

然后，看着那小黑点“扑棱扑棱”地一路小跑，突然间就出现在了监视器后面。

积极，乐观，就像春天里常开不败的花。

她在横店当替身，一般做“文替”，也就是偶尔给女演员试试光、替女演员走个位置、拍一些吧不露脸的镜头。后来为了赚钱多，也开始做“武替”，技术有限，只能做最次等的“武替”，替女演员完成一些可能会受伤的镜头。

偶尔回家，能听到她和妈妈聊电话。

妈妈说，花花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带个男朋友回来给妈瞧瞧啊。

妈妈说，花花，你啥时候上电视，也让妈看看啊。

荷花就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地答着，我过得很好，我今天还看到那个…那个刘恺威，就是妈你喜欢看的那个公子哥……

她没告诉妈妈，那天她做了替身。拍一段牌匾从塔楼上砸下来的戏，背上刚被道具牌匾砸了一块扎实的淤青。

镜头里没有她，也没有她被砸伤淤青的后背。

剧组给她包了个红包，她一打开，拿了钱就撇到包里。

“就这么点钱啊？”

但心里还是感激的，你看那些有钱人对咱多好,有总比没有得好。

擦擦离家的眼泪，明天继续背井离乡的日子。

荷花的弟弟不是读书的材料。一个16岁的小伙子，但凡在读书里不成器的，按他们村的人的惯例，就是要去工厂或是工地打工讨生活了。

她曾经拿弟弟的照片给我看，一脸得意地夸弟弟“皮相好、人白净、脑子活络”。我拿来一看，就是个相貌普通，问遍满街路人都说不上“好看”的男孩子。

“我也不愿意他去，工厂太苦了。”

“我先来混几年，混好了就带他来。他明年放暑假就可以实习了，我就带他过来。”

“我打点了很多关系，认识了很多副导演，”她自信地说：“只要他争气，只要他能吃苦，就一定有机会。”

荷花还对这个世界抱有很多纯洁而朴素的想法。比如说，她觉得她弟弟只要努力一定能红。

这种单纯又执拗的希望，使得我把那句藏在心里没来得及说的“不切实际、好逸恶劳”，死死咽进了肚子里。

荷花说，在她们村里，这个年纪的姑娘，早就要嫁了。妈妈希望她早点嫁掉，也是希望她能有座靠山。

“我也想找个好一点富一点的人家嫁了，可那终究是他的东西。”

荷花说这话时候的神态，依旧固执如她。

“我妈想要什么，不能靠我，只能去求他。我弟弟遇了事情，也要靠他。”

“我不能让一家人都陪着我寄人篱下。”

那天，我们下戏早，坐在床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我们一边聊着，又像是一边互相鼓励着。

我们这么努力寻求独立，不是为了有一天能放弃依赖，而是为了有力量去抱紧想要抱紧的人。

物质能够改变精神，阶级能够击退爱情。我想不到能用什么，来与这个世界的这些无理却始终存在的固有规则辩驳。

所以，我只能努力，让我拥有物质，让我成为更高的阶级，让我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

站在食物链顶端不是为了吃更弱小的人，而是保护我爱的人，不要被吃。

不要去指望伴侣、朋友的成功，能对你起到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他们的东西”，再多余也是别人的东西，再理所应当也是施舍。

他们的义务仅仅是对你好，那些爱屋及乌，是情理，而不是道理。

所以电视剧里才有那么多凤凰男高攀后因为拖家带口，从女方家捞好处而惹人烦的桥段。男方的家人，捅破他们是男方的亲人这层皮，和女方不过是只有施舍和得到关系的陌生人。

男女互换，同理。只是社会规则暂时对女孩宽松一点，觉得女人在婚姻中得到靠山是理所应当。可是，这又能宽松多久呢？

大学毕业之后，我非常认真地和我母亲谈过，希望她提前退休，不用出去工作。

她有自己的梦想和想做的事情，我一直都知道。她说起以前在学校里设计衣服的快乐，摸着街上各种材质的衣服说着“我小时候给你设计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好”，眼睛都是闪闪发光的。

我不想她等到更老、更需要照顾、更走不动的时候，才开始践行年轻时保有的梦想。

但母亲一直坚持还是要继续工作。

我知道她一直想保护我。

她不靠我，我才会有后路。她独立了，我才能心无旁骛走自己的路。

她知道，若她不独立，这大梁我一个人撑着，肯定会面临放弃的犹豫，更好的机会不敢争取。

亲人与亲人之间，没有谁要放弃什么去成全谁，母亲比我更懂得这个道理。我没有放弃自己，去成全她的必要。

前一段时间，好久没有联系的学姐，突然发短信求我帮她转发一天众筹微信，她的母亲被查出重症，在网络上筹款。

我在钱上有些谨小慎微，随即给她打了电话确认。

她絮絮叨叨说了好一些，最后说起“我能解决，也不靠你了，就是希望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四处问问”。

我一点不觉得她们是网络上四处声讨的“贱人”，都只是被现实逼迫的无路可走的可怜人啊。

可是我除了晒一张杯水车薪的捐款记录，还能做什么？

我做媒体，可我只是其中最渺小的一节螺丝，没有恣意求助的发言权。我曾在医院工作，可我不是院长也并非主任，挂号也一样要去排队取号。

在亲人朋友遭遇困难时，因为自己的无能，会产生深深的无力感。

母亲老了，偶尔会说起，腰不好，或者拿着检查单问我上面的箭号是什么意思。

遇到以我浅薄的医学知识并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也像学姐一般疯了似地打电话、发微信、求助朋友圈。想要弄明白箭号下的各种可能性。

之前母亲持续头痛，整宿整宿睡不着，到医院也找不出原因。

我比任何“贱人”都“贱”地开始打朋友的电话，企图从他们那儿获得相似的医案。有些朋友辗转几轮给了我其他医生的电话，而我握着电话，连拨号的勇气都没有。

——我呆过医院，我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地惹人厌烦。

我们素未谋面，却想要用“情谊”去交换别人宝贵的时间。

那时候，我总想着，我要是在医院多好，要是我学业精专多好。

再不济，要是我钱财万贯，能带着她四处求医，摆通上下关系也成啊。

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奋斗，为何我们要独立。

是让他们不在求人办事的时候看人脸色，为了他们不在夫家人或是丈母娘家面前受白眼，为了不让他们在被不共欺凌时，有我们可以真心实意地伸出援手。

这不是“钓个好老公”或是“娶个千金女”可以解决的问题。

你的好伴侣，是你的底气，而你的强大，才是你身边人的底气。

我们都是这么这么平凡，却是那么多人眼中的中流砥柱。

我们缘何努力，不过是，因爱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