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晓艳｜海口经济学院
看袁进华这几幅画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有些奇怪的问题：人为什么总要变成动物？
画里有兔子的脑袋、人的身体，有几只鼠抱在一起，有人怀里抱着一条粉红色的蛇。还有三个人，头顶长着角，胳膊搭在彼此肩上。这些形象乍看有些荒诞。我却没有觉得特别陌生。中国人从小就习惯一件事情：把自己和动物联系起来。
你属什么？这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会被问到的一句话。属鼠，属牛，属虎，属兔。一个好端端的人，因为出生的年份，从此便与一种动物有了关系。老人甚至会从人的性情里寻找生肖的影子。这个孩子属猴，难怪坐不住；那个人属牛，脾气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这些年在云南、河南、山西、内蒙古一些地方做乡村和地域文化考察，我见过不少民间留下来的老东西。剪纸、泥塑、刺绣、面具，还有一些说不清年代和来历的纹样。看得多了，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民间的想象其实远比我们今天大胆。
人的头上可以长角，鸟可以有人的眼睛，鱼肚子里能开花。老虎未必要像真老虎，神也未必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过去的人似乎不太在意这些界限。倒是今天，我们越来越习惯把什么都分清楚。人是人，动物是动物。传统是传统，当代是当代。袁进华又把它们弄混了，我觉得有意思的恰恰是这种混杂。
他的兔子不在月宫里。没有桂树，也没有嫦娥。几只兔头人身的家伙穿着红衣服，挤在一起，手里牵着一根绳。几只鼠也不偷粮食，它们穿着深蓝色的衣服，七手八脚地抱着一个白色熊的身体。蛇是粉红色的，被人捧在怀里，软软地从肩头垂下来。
至于那三个头上长角的人，我看了很久。他们互相搭着肩，站得松松垮垮。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也许是山西某个村口，也许是一场席面散去以后。几个人喝了酒，搭着肩往回走。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只是我自己的联想。
但艺术有时就是这样。画的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却让你想起一个见过的人。袁进华给人换上一颗动物的脑袋以后，动物的意味反倒慢慢退了。留下来的，还是人。
这些年做乡村文化研究，我常常碰到一个问题：面对传统，我们是不是太喜欢解释了？一说生肖，便要讲十二地支；说到蛇，便去寻找图腾；兔子自然与月宫有关；牛背后是农耕文明；鼠则常被解释为繁衍、机敏或者生命意识。
这些说法大多有出处，也没有什么错。只是有时听多了，我会觉得累。我在村里见过一些老人，他们会做非常漂亮的东西。问一个纹样是什么意思，老人说，不知道，老辈留下来的。再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绣，他会告诉你：“一直就是这样的。”以前我觉得这句话太简单。后来走的地方多了，反倒越来越能理解。“一直就是这样。”对于研究者而言，这当然不能算答案。可在生活里，很多事情原本就没有答案。
一只绣在鞋面上的老虎，一张贴在窗户上的剪纸，一只过年时戴过的面具，最初未必承担什么宏大的文化意义。有人喜欢，有人觉得吉利，孩子摸过，老人收起来，年复一年，它们才慢慢成了今天所谓的传统。文化在成为“文化”以前，大概先是日子。
因此，看袁进华这组画，我并不太想替那些动物寻找出处。它们究竟是不是生肖，也没有那么要紧。真正吸引我的，是画里那种不太讲规矩的造型。兔子的头大一些，人的手小一些。三个人的身体可以歪歪扭扭连在一起。蓝衣服涂成一大片，几只手臂交错着，甚至一时分不清谁抱着谁。背景是金色的，画面上的人却一点也不庄重。这让我想起一些民间造型。
山西的社火脸谱，从来不怕颜色太重。河南一些泥塑，鼻子大得出奇。云南不少传统纹样里的动物，如果拿动物图谱一一核对，恐怕很难找到对应的物种。可当地人从来没有觉得不像。他们认的是另外一种“像”。我也说不好该怎样准确地形容。大概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有那个意思。
袁进华这几幅画，也有“那个意思”。我尤其喜欢三个头上长角的人。他们没有脸。准确地说，是画家没有给他们明确的五官。可三个人站在那里，却各有各的样子。右边的人身体向外坠，胳膊还搭着中间人的肩。中间的人被夹在里面，一只手垂下来。左边的人稍稍低着头。不知道他们刚刚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准备去哪里。但那种身体之间的距离，很熟。
在乡村做访谈的时候，我有时会注意人的手。一个人嘴上说“不在意”，手却不停地搓衣角。说起多年不回家的孩子，老人可能忽然起身去擦桌子。问到一些难过的事情，他不回答，只低头摆弄手边的东西。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身体比语言诚实。
袁进华的画里，动物的头很醒目，真正让我停下来看很久的，却是那些身体。抱着，搭着，牵着，捧着。这些动作都很普通。没有英雄，没有戏剧性的场面，甚至没有一个人物拥有明确的身份。可他们总在碰触另一个身体。这使我想起中国人表达感情的一些方式。
我们过去似乎不太习惯把很多话直接说出来。老人牵着孩子，不会说“我爱你”；母亲替女儿理一下衣领，也不会解释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几个男人喝了酒，搭着肩膀回家。村里熟人见面，拍一下胳膊。话不多。动作在那里。
所以我看袁进华画中的这些人物，并没有首先想到怪诞。我只是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很旧的身体记忆。这种感觉到了金色背景上，又有些变化。四幅画都是金色底子。中国人对金色并不陌生。寺庙、神像、宫殿、法器，它常常与庄重、神圣有关。袁进华却在金色上画了一群兔子、老鼠、蛇，还有几个东倒西歪的人。
第一次看，我觉得有点好笑。后来又觉得，这个金色似乎不能换。如果是白色，画可能太轻。黑色又显得过分用力。现在这样，一片金色托着这些有点滑稽的形象，竟让我隐约想到旧时民间那些已经说不清来历的神谱。当然，只是我的联想。
中国民间原本就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神灵和精怪。狐狸可以变成人，树老了会有灵性，一块石头待得足够久，也可能有自己的脾气。人与万物之间，好像总留着一点缝。人可以过去。动物也可以过来。
我们现在当然不会这样理解世界了。东西被分类，进入博物馆以后标上年代、材质、尺寸、编号。研究者继续替它寻找源流和意义。我们知道得越来越多。只是有时候，我也会怀念那一点没有被解释清楚的东西。一只兔子为什么不能长着人的手？袁进华没有回答。他画了。这些年谈传统文化，常常会说到“创造性转化”。我自己也用过这个词。只是说得多了以后，我偶尔会警惕。好像面对传统，艺术家必须先找到一个符号，然后替它换一种现代形式，最后再说明传统与当代如何发生对话。创作大概不是这样发生的。至少不会每次都这样。
如果一种文化经验真的进入了一个人的身体，它未必会按照原来的样子出来。有时变形，有时走样，有时甚至显得不伦不类。我反而愿意多看一眼这种不伦不类。因为我在乡村看到的很多东西，本来就在变。一座老房子，祖父加过窗，父亲修过屋顶，儿子把厨房贴上瓷砖。你问哪一个才是它的原貌，很难回答。但一家人还住在那里。
有一次听人说要把一个村子“恢复原貌”，我问了一句：恢复到哪一年？对方愣了一下。这件小事我一直记得。文化大概也像房子。只要还有人住，就免不了修修补补。今天添一扇窗，明天拆一道墙。几十年以后，模样早已不同，但有些东西并没有断。袁进华画里的兔、鼠、蛇和那些长角的人，让我想到的正是这一点。它们已经回不到古代，也没有必要回去。
它们穿着说不清时代的衣服，做着我们熟悉的动作。它们不像任何传统生肖图，却又似乎与中国人古老的动物想象有一点关系。
这点关系很淡，我也不想考证。看画毕竟不是做田野报告，写到这里，我又回头看那条粉红色的蛇。两个人站着，一个人在看，另一个人把蛇抱在怀里，蛇从肩头垂下来。小时候，大人常常用动物吓孩子。狼来了，蛇咬人，老虎会吃人。动物意味着人的生活之外那个陌生的世界。可在这幅画里，蛇被抱住了，兔子长出了人的手，鼠也在抱着什么。
人与动物之间那条原本应该很清楚的线，被袁进华擦得有些模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如此。也许画家只是画了自己想画的东西。评论者总有一个毛病，看见一块石头，也想翻过来看看下面还有什么，我大概也没有例外。不过这几幅画确实让我想起，过去的中国人似乎从不认为人与动物隔得那么远。
今天呢？我又看了一遍画，好像也没有多远。
王晓艳 海口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