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界有“弘扬主旋律”的要求，也可以理解为对于政治性较强的作品的提倡。对此，不少戏剧作者总感到有些隔阂，认为较强的政治性内容可能制约真情实感的抒发，削减剧作的情感流量；而充沛的情感抒发又是戏剧艺术不可或缺的规律性要素。于是，政治性与艺术的抒情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对立起来，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理解是近年来戏剧力作涌现不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此而言，新编历史徽剧《刘铭传》的成功可以证实，上述理解也许是一种误解：只要我们不是以狭隘的眼光去看待政治化要求，不是刻意地去做绝对化的主观阐释，那么，政治性与艺术的抒情性完全可以结合得亲密无间，乃至相得益彰。
毫无疑问，刘铭传算得一位政治风云人物。他早年是淮军名将，曾经服从政治需要镇压捻军；后虽一度罢官归隐，又在列强觊觎宝岛、朝廷战和两难的危急之际出任台湾巡抚，可谓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刘铭传》以刘铭传在台期间的所作所为为创作题材，不可避免地要表现他抗击法军、团结汉番、推行新政的政治抱负，以及敌强我弱、清廷衰微直至马关签约的政治背景。也就是说，《刘铭传》一剧的浓厚的政治色彩是被取材所先天决定了的。
作为经验老到的编剧，金芝先生自创作伊始便有很明确的理念：剧作的政治性是不可回避也不必回避的；但要把这种政治性与政治概念区别开来，那就必须使其水乳交融地汇合在艺术的抒情性之中。因此，金芝先生特别警惕那种抽象性地大书特书刘铭传政治功绩的写法，而是用刘铭传的人生命运线索去推动剧情发展，循着这条线索充分展示人物的思想境界和尽情渲染人物的情感世界。实际上，金芝先生这样做是事半功倍的：只有当观众真正关注剧中人物的命运，与剧中人物的思想境界发生碰撞，与剧中人物的情感世界发生共鸣时，才会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人物的政治功绩的伟大和显赫，才会真正仰视人物所树立的政治丰碑。把政治性与艺术的抒情性结合到一起，进行形象地含蓄地表现，决不会削弱政治性，相反地，倒使这种政治性更加易于被接受，易于被认同。
导演金桐先生在创作思路上与编剧不谋而合，对于文学剧本中的抒情性篇幅极为重视，并在二度创作时加以拓展和深化，从而在舞台上构成几场感人至深的戏剧场面。我们看到，舞台上的刘铭传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如何建功立业，而是他撤基保沪的战略决策遭到误解之后那坦荡激切的心灵倾诉；而是他在进退维谷之时那抚今追昔的深沉反思；而是他在割让宝岛、壮志未酬之际那面对大海而喷发的悲愤情怀。观众是被艺术的抒情性深深感染的，而感染之后便有政治性的思索：敬重刘铭传的一片丹心和一腔热血，唾弃清廷的腐败无能；随后更有一种政治精神的升腾和激荡，那便是爱国主义的旗帜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高高飘扬。
原载1999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