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并不太懂戏曲，多半只是喜欢听。
听得不多，忘得又不少，于脑海中残留地也仅仅只是只言片字，几声婉转而已。
有时候听得入情，就不免要发些感叹。而有时候又会妄想：一段戏曲，写在折子上的是佳人美满的故事，可字里行间表达的却分明是才子落第的心思。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曲子越是好听，作者就恐怕越有不幸，而不幸者却还要编些愿景美满的故事来讨好听客。
好戏曲，就是这些不肯留下名字的文人所写。他们际遇零落，积愁而难得其诉，却又放不下种种身段，只能将自家灯下的幽幽私语改头换面，卖与戏家唱出来，且当作世情百态、他人冷暖罢了。久而久之，这倒成了一种取得平衡的手段，卖出去的是一本本陈年旧事，讨回来的是几两公道银子。
或者，那已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了，他们卖掉的，是另一个自己。他们，将一个有隐衷而不能直言的自己送养给一代代江湖艺人，而后者惟唱曲营生，行走出入于市肆茶寮之间，举一柄纸扇，抚一把三弦，摆一对鼓板，不管窗外是落花泠泠还是芳草艾艾，细雨遍地或者斜阳满脊，只是经年不休地唱着这些故旧的回目，就算弦指已失乖巧，腔调早就走板，仍唱着长发皑皑的佳人尚不圆满，唱着书墨荒老的才子还未及第。
这样的寄托，在当下的人看来也许有些痴傻了。可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故事但凭这唇齿相依的托付，避免了书散墨褪、人死情灭的境地，得以穿越潇潇风雨，带着那些或圆或缺的结局，方有来生，方见来人，直到如今听来仍是“泪后脂粉音，肠底婉转声”。
一曲唱罢，应和的多是满堂的啜茶声和瓜子声，但也总有那么五六个人点头，三四个一饮而尽，或许还有一两个眼中悄悄泛起了泪意。
二
中国人有个常背的顺口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话当然不错。不过在我看来，作戏曲比作其他三者要难的多。它是“爱”与“恨”相约而不能相遇的写作，使不得信马由缰，也使不得一语道破。在这里，没有脂粉的眼泪纵然是旷世奇冤也难以动人，没有身段的哀叹就算千回百转也不会响亮。这些亦真亦媚的故事，从结墨的那一刻起，就要问价于闹市，寄宿于楼牌，等待着各自盛妆上演的命运。
写曲太不容易。确切地说，是写曲的人太不容易。试想就很容易明白，天底下有故事的人当然很多，但是能加以悉心收集，改编成曲的就太少。市衢乡民总是习惯于搓洗着简单的岁月，将生命中的油渍和泥污一漂一晾，从此全部忘记；而显赫名门又往往醉心于现世的繁华和威严，怎么会纵容道途上艰险的回忆来破坏太平盛世的景象。只有这些文人，原本怀揣着可以“授命显贵”的期愿，没想到一波三折，最后却落得个只能“但求安生”的结局，才会阴差阳错地入了这一行。蹉跎如此，也只有自己手里的笔墨可以讲述曾经的全部幻想和失望。
之所以要加上“曾经”这两个字，实在是不得已。现实在向他们断绝了一种职业选择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断绝了他们的阶级选择。古来俳优的地位素来低下，而为他们提供演出素材的写手也往往难以免于“一体视之”的命运。偶尔试试并没有问题，但要想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行业中去，就免不了要遭受种种或明或暗的歧视了。
就算他们不计俗誉，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些坎坷的文字中去，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徘徊在忠于艺术和满足世俗的两难之间。才子的笑意原本含蓄，可台下的看客却偏要唤他再轻浮露骨一些；佳人的哭泣天生楚楚，可楼上的听众又总哄她再甜艳妩媚几分。不迎合的结果，当然是无人问津；而一味迎合，又是艺术的丧失。夜半灯下，兹当提笔，不管原本多么精丽的构想、多么素雅的走笔，一不小心就要陷入这样难解的困局。讲句公道话，这种人格自觉上的考验要远远比单纯的生理耐受来得凶猛，也来得难缠。只是可笑，这些在不被理解和不被尊重的夹缝中创造出来的作品所服务的恰恰又无非是那些市衢乡民和达官显贵了。
中国的戏曲创作史，从脱离洪荒时代的神性庇护开始，就埋下了一颗注定要艰难生长的种子。
不过，我总觉得，以卖曲为生的人并非没有活得更体面的手段，选择这样的人生只因他们落入了一种难隐难仕、难入难出的性格牢笼。
他们并不一定生逢乱世，大多也出身于殷实人家、太平年代，也并不像戏文里唱的那样往往要遭受奸臣迫害、壮志难酬，只是一生交游浮沉、功名潦草，没能长寿，也没有归宿。
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读书人，是真正的小人物，七情六欲十足的小人物，离不开酒肆茶寮，离不开人间烟火。虽然自小也装了一肚皮家国天下的圣贤大道，但终究还是不肯与宿命和解，不肯被欲望的枷锁收买，只要一提笔，仍旧是“余”字当先，“以为”作衬。或者，再露骨一点说，他们可以算是“另类”，是“看不惯”和“不妥协”，是传统文人理想十足的叛道者。
道既已叛，当然不能够再受权贵的抬爱，更多的则是免不了被同道排挤，虽然忍不住写了一点故事，却实在不想让后人再晓解当年的苦难，只是情愿隐姓埋名，活在那些几经变改的故事里，活在戏家起承转合的余音里，活在戏本文字的褶皱里，而故事里别人的美好，统统都是自己的悲哀。
三
如果说我专门写一篇文章来翻翻这些旧账，再替这些落第才子鸣几声不平，虽无不可，但没必要，只是徒添几笔矫情罢了。
这里要写的一个人，恐怕就不是“另类”那么简单。他既是这众多叛道者中的一个，又因为他叛得意气十足，甚至竟叛出些花样来了，故可以称得上是“另类中的另类”。
他，是李渔。
恕我直言，这个名字，如果不是爱好戏曲的同仁，或者是专门研究古代戏剧的学者，对现在的读者而言是不熟悉的。也许我们可以在《清诗纪事》或者其他杂本中接触到一些他的作品，但这不过是他衣襟薄薄的一角而已。讲起来，真正能让现代人对他的笔触留下些许印象的却是一本艳书《玉蒲团》。不必惊讶，这位在近代戏剧创作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伟大剧作家，正是《玉蒲团》的作者。当然，《玉蒲团》也只不过是李渔极盛时期得意出格的一部幽默之作而已。
李渔的头衔太多了，小说家、剧作家、出版人、书商、幕僚、社会活动家、园林艺术家、发明家。可能还忘了一个名头，他还是一个生活家。与他那些低调的同行们相比，他留给后世的印象则是高调迥异的行事风格和奢享张扬的生活态度。他对屋宇宅邸、甜酒佳肴、如花美眷有着特殊的迷恋，甚至还让他的妻妾们组成了一个家庭剧团穿行于南北重镇、达贵府第，到处上演自编自导的戏剧，完全颠覆了勾栏瓦肆一贯的表演。上至国丈尚书，下到封疆大吏，李渔用他商人而不是文人的精明和心机小心翼翼地游走在官宦身边，穿行于复杂多变的人际网络上。这种行走式的定制表演给他带来的是丰厚的物质和权力回报，尽管身后总有人争议甚至不留情面地批评他这种到处“打秋风”的行径，但无论如何，他到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全盛时期，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名满天下、家弦户诵。要知道，在那样一个交通殊不发达的年代，文化信息的传播尤为缓慢，而他竟然能在短短数年之内做到举国沸腾，令仕宦吏民争相与之结交。这样看，李渔的剑走偏锋又显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就算如此，李渔的出现也绝对不能算是一个巧合了。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长期以来，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国传统道德的教育标准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早已貌合神离。上溯春秋下至两汉，所谓正身明礼、戒骄、戒嗔、戒色、戒饮等等各种对名流望族形成的一整套严苛的道德规范已经再难驾驭社会发展的斑斓色彩，这套支撑着士子们熬过远古战乱和贫瘠年代的第二法律正在逐渐消退它的人格效力，而后世之所以还要虔诚地膜拜它，恐怕多半是因为它已经沦为统治阶级笼络读书人的精神吗啡，用一纸功名换一生安顺。
李渔的确做过读书人，可似乎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将自己与古板的文人理想捆绑在一起；他也幻想做官，只是满是枯槁的经典又实在驯养不了这个鲜活的生命。他自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士子虽多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无登天之卷，又何以为？”这样的话当然已经很不客气了，但却又是一桩实情，就像他的后辈黄景仁说的那样“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时下常有人对科举制度报以忿忿之辞，可要是离开了它，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对于李渔来说，这是一种痛苦的思索，要抛弃十几年已经侵入血液之中的固有观念无异于重新投胎换骨，普通的读书人大概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而作为商人之子的李渔，显然已经看到了时势悄悄发生的变化，墙外的世界人来人往、沸反盈天，到处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欢乐和喧嚣，而我为什么不能出去呢，为什么不能直接向墙外的世界、热情的路人请教安生立命之道而非要拐一个弯儿先背熟这些条陈纲理再问其出处，为什么除了科举我就不会有其他的出路了呢，那这些人的出路在哪里？这样的想法和疑问，在李渔的心中深深地埋藏了下去，伴随着他的两次科举考试，伴随着明亡清兴，伴随着他的举家北迁徙，最后终于发芽、突围。
可以这样说，李渔对传统文人本分的超越是彻底而甘心的，他的出现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异数，又是中国近代文明的一个必然。
四
这样的一个李渔太超前，几乎超前了三百多年。
那些在如今看来再寻常不过的宣传手段，在当时肯定不能被他的同道所称颂。尽管他拥有同道们所无法企及的丰厚回报和众多倾慕他的官员们的鼎力支持，最终还是没能避免逃离的命运和清贫终老的谢幕。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一位具有广博才情的文人，一位具有预见性战略眼光的商人，一位心机和精明异于常人的游士，一位深刻洞悉体制和权力的幕僚会躲避不过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呢？每次听李渔的戏曲，或者看他的种种著述，这些问题总会从心里不自觉地涌现出来，让人好生琢磨。
有清一代的后人写李渔，总是习惯于研究他的诗词戏曲、园林艺术或者生活美学的理论，大多都是技术性的研究需求，却少见评价他本人的文章。我想来想去，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就是李渔太敏感。不但敏感而且刺人。说刺人是因为李渔的成功大大地震撼了中下层士子的心，一直被他们奉为圭臬和唯一正途的科举并没有给他们的十载寒窗一个应得的名分，反倒是李渔依靠这种“旁门左道”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名望和财富。后来李渔所受到的攻击，很大一部分也是出自于这样的嫉妒。另一方面，说敏感是因为李渔的身上几乎聚集了大多数传统文人所具有的才学、理想、个性、趣向、眼光、癖好、小聪明和硬伤，无论他是实践哪些还是背叛哪些，都避免不掉。好玩的是，这其中很多特点，在今天的读书人身上还能常常看到，包括我们自己。
因此，写李渔，我还是更喜欢写他这个人。他肯定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落第文人了。他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一种横扫千年喧嚣和冗杂的新鲜气息，就像他那藏匿于圆滑之中寸寸尖刻的笔触，就像他那摇摆于官场、文场和商场之间游刃有余而又步步惊心的飘渺踪履。没有了这些，李渔也只能是半个李渔。
五
关于李渔，首先有一个疑问就困扰我很久：作为一个商人之子，而且从后来的实际观察来看也很具有商业才华的李渔，为什么不选择做一个纯粹的商人，却偏偏要扮演这样一个商不商、文不文、官又不官的角色？对于这一点，后人的确还不能给出一个面面合理的回答，但至少我们还可以把目光投向李渔的少年时代，从他的性格经历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李渔出生于江苏如皋，今天南通市辖下的一个县级市。他的父亲李如松是一个浙江籍的江苏药商。但他并不是家中地位崇高的长子，也不是轻易就能获得宠爱的小儿子，而是恰恰排行第二，处于一个上有兄长下有弟幼的尴尬位置。年幼的李渔也曾聪明伶俐，也曾幻想斑斓，还有一直喜欢他的母亲竭力支持他走上读书应试的士子道路。本来这样也可以了，即使李渔不能在科考上有所建树，至少也可以拥有一间小小的药铺，过着太平散民的日子。对于别人而言，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于这样一个如意的前程了。可恰恰就是李渔，他不是这样的人。
因为李渔一直都得不到父亲的赏识，尤其是在父亲对他的两个兄弟频频委以重任的比较之下，“偏爱”太明显了。
在今天的教育家看来，这样做是很犯忌讳的，容易让孩子将自己的不得宠和天生的家庭位置自然地联系起来。但在父命大如天的那个年代，李渔确实不明就里也无可奈何，默默地承受了十几年这样的冷落，以至于李如松死后不久，尽管哥哥李茂待他非常不错，但是已经成婚的李渔还是带着份额不高的遗产，和妻子一道毅然决然地离开如皋，回到浙江兰溪的老家。
也许一直以来他的内心都有一种不安，不安于今天在地位上的父子失心会演变为明天兄弟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他一心想避免看到这种不安变成现实。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李渔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不如说是他在人格上的早萌，一种紧紧将命运抓在自己手中而决不仰赖他人的决心。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渔竟然选择了作剧这个行当作为职业，一个无论在过去的人还是在当下的人看来都并不“光彩”的行当。对于这些暗地里的偏见，李渔并不大去理会。他的想法很简单：第一、我天生就喜欢写故事。第二、你们越是看不起的行当，我越是要作一番非凡的业绩来给你们看。
因此他采用的是一种极其艰苦、近乎苛刻的写作方式。即使在疾病几度袭扰的情况下，他仍然保持了惊异常人的旺盛的创作精力。
对名利的渴望固然是一方面，只是此时更多的却是为生活所迫，尤其是在他刚到杭州的时候，明末战争刚刚结束，连月经年的动乱肢解了李渔原本殷实的家庭，坐享太平的少年生活似乎一去不再复返，而携家带口、经济拮据的生活状况也让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但这似乎并没有击倒他，反而使他更加刻苦努力地工作。
我们今天看李渔的手稿，从他潦草的行笔和时轻时重的墨迹依旧可以想象，虽然病痛的汹涌和颤抖的笔腕甚至都无法让他保持一个文人最基本的体面，但奔涌的思维还是像一匹快马拉着这架并不结实和光鲜的小车滚滚前行，留下一个个鲜活欲滴的人物，一串串摇曳生姿的情节。
应该是顺治八年前后，李渔的《无声戏》出版了，改编了，也上演了。杭州城的士贵和百姓惊讶地发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外乡人竟是一颗遗落在武林门外的明珠。于是，它也沸腾了。
这一天距离李渔到杭州，整好两年。
六
名动钱塘的李渔终于走出了连年战火和贫病交加的阴影，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顺治十年开始，李渔不断收到来自省内外的评论家的称赞，获得了初步成功。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李渔雄心勃勃地开始了涉足官场的交际行动，他的交往对象极其广泛，而且质量也很高，从三司主政到士族名流，概莫能外。当时有很多上层人物给他发来邀请信，请李渔到府上做客谈艺，寄信者有的是一时好奇，有的倒是真心诚意。这些人里有浙江左布政司张缙彦、徽商汪然明、浙江巡按御史王汤谷等等。
其中，张缙彦与李渔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了。张在前朝位居兵部尚书，本是正二品的高官。但是家国天下的一番变故也让他多少有些看破，虽然朝廷原有重用之意，但几经迁调，他还是上书天听来到浙江作了一个副省官。张缙彦与李渔可谓是一见如故。究其原因，恐怕要归结于李渔在前朝也中试，他对知识分子由明到清的那些心路历程有着独特而地道的观照，聪明的一点是，他用很隐晦的方式把种种留恋和两难写进了自己的小说和剧本里，写给这些和他有着同样经历而不能释怀的人看。显然，张缙彦成了这道笔墨密码的第一个会意者。两个人的交谈很愉快，几番来往之后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而作为一省财政主管的张缙彦当然也给了李渔很多“实际”帮助。
刚刚走出逆境的李渔对这些达贵们的邀请当然很珍视，每请他必定一一拜访，去信的言辞也极其恳切，几乎是来者不拒。有才者如此，而又能恭谨谦卑，李渔的这个形象当然很能受到上流社会的接纳了。短短几年，李渔就拥有了一个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交际网络。而这些，对于作为一个普通文人的李渔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殊荣了。
李渔能够受到这些人的青睐，靠得完全是自己杰出的才华和娴熟的交际技巧，否则如此一介布衣又怎能频繁地出入于名流宅第且消受得了高座佳肴的款待呢？
顺治十四年，李渔的寓所中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是张华平，浙江乡试正考官，负责主持当年浙江的秋试。张读过李渔的不少作品，仰慕他的盛名已久，此番特地到访李府，几乎轰动了整个杭城的知识界，让李渔感到很兴奋，他对张学政的到访保持了一贯的恭敬和谦卑。而且私下里，张华平也希望李渔能够参加本次乡试，甚至还暗示了他未来的名次成绩。
张是有诚意的。但除此之外，个中也免不了一些其他的委婉：他认为李渔是浙江知识界的名人，清朝刚刚建国，南方的思想局面尚不稳定，如果能请几位这样的人物出来参加科举，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这给李渔出了一道难题。
他作为前明众多士子中的一个，刚刚耳闻目睹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就发生在离他并不遥远的地方和时间。剃头这件事，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理伤害尤其大。明朝的灭亡虽然多是由于自己的不争气，让人无可奈何，毕竟改朝换代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但是剃发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头发每一把都留了一千多年，从黑到白再到死，决不能剃。越是这样，外族的野心在这一点上就越是昭然若揭：你可以继续读你的四书五经，你也可以继续用你的笔墨纸砚，但你必须时刻记住你现在读的是大清的四书五经，用的是大清的笔墨纸砚。假使你不想记或记不住，那我就来让你记住，而且是一辈子记住，剃头！
肉体上的屠杀可以埋葬、可以焚化、可以消解，但是精神上的屠杀只能是尸横遍野，永不腐烂。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清朝建立两百多年之后反清复明的口号仍然不绝于耳、不绝于书，不管朝廷的法度如何严酷，当局的镇压怎样认真。他们要复的真的还是“明”么？不会了，那只不过是一段太久远的往事。滑稽的“华夷之辩”也不过是一种固执的地理概念上的分歧罢了。他们要复的是“多数人”原本就应该有的习惯、传统以及文化上的人格。
虽然最后头还是剃了，衣服也换了，但是士子们心理上的抵触并没有消失的：一个对于我汉唐文化如此无知且无礼的民族入主中原，我汉唐文化培养出来的才能恐怕也服务不好朝廷，所以还是不干的好。
这一点，李渔是太清楚了。但他对于这样狂热和感人的民族情绪总有一些担忧和不满。原本他也可以这样做，但是这样似乎并不值得，反而有些可笑和虚伪。真英雄当然是有的，可是伪君子也不会太少。难道所有人都必须这么做么？这些整天叫嚷着反抗的士子们又有多少是真的为了我族文化呢？有多少人在前朝受尽爵禄、位极人臣，到如今却什么都不是了？李渔当然想做官了，可是江南的遗老遗少们偏偏又用他们斑斓的妄想打铸了这么一块牌位，供奉着定理式的忠义，只要是双手沾过前朝墨水的人就概莫能外。
李渔的两难在于他需要支撑一个大家庭却又没有除了卖折子以外的钱来供养，一方面是圆梦近在咫尺的巨大诱惑，另一方面又是挺而走险的政治选择和经济选择。并且完全没有兼顾的可能。骨子里商人的理性让他从兴奋中迅速地冷静下来，但这次李渔是真的犹豫了。他虽然委婉地谢绝了张华平的好意，表示久不习四书五经，恐已生疏，却没有像以往一样主动地放风把舆论压制下去，他的到来让李渔在文坛的地位向上跨了一大步，而对于李渔出山的市井传言更是让他在杭州知识界一直小心保持的关注度迅速突破了合理的界限。
在这些四方涌来的关注和喧嚣中，有羡慕、称赞和敬佩，不过自然也少不了嫉妒和忿恨，可能二者也仅仅只是一念之差吧。嫉恨者很明白，对于李渔这样的文化名人，要毁掉他，最好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捧杀”。你不是要扬名么，不是要观众么，不是要著书立说么，在杭州，有的是办法给你名，给你看客，给你读者。
这也许只是李渔的一个小疏忽，甚至都不一定是疏忽，但却给后来的李渔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七
只是，他没有想到，这场风波来的这么快。
顺治十八年，震惊朝野的庄廷陇《明史》案爆发，牵连入狱者逾两千人，其中处斩者七十人以上，凌迟十八人，开启了清朝大兴文字狱的风潮。这个案子在历史上太有名了，不但闻名于它的惨烈和暴戾，更闻名于它的荒唐。一个小小革职知县吴知荣的无端诬告竟然能拉下这么多高官重吏、文坛故老，令人匪夷所思。
然而，对于吴知荣这样的小人而言，这实在是一种太老套的手段了。对付这些清流，明目张胆的状告既无把握又太露骨，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扮忠”——一个为时刻为朝廷声誉和国家兴亡着想的人怎么会得不到上意的认同呢？但是“忠”也要“忠”得讲时机，一番“肺腑”之言到底算是谗言诬告还是直言尽忠，和事情大小、性质本身的关系并不大，真正的关系全在朝廷的政治需要了。不得不“佩服”的是，小人们对这种政治气候的敏感体察和把握能力的确无人能出其右。
有了这个前提，《明史》案就不难理解了。它并不像某些评书里说的那样，是奸臣鳌拜一手遮天的政治迫害，他还没那么奸，一手也遮不了天，实际上，这的确是朝廷的意思了。
清初的江南文坛曾经也生气勃勃，社团林立，明朝文人和清朝朝廷之间也一度存在着一种轻浮的默契，清政府对很多在从后世看来大逆不道的言辞甚至是对明朝公开的怀念都一概报以暧昧的包容，时而不痛不痒地骂几句，时而又旌表前明殉国的忠臣。实际上，明白人都应该能一眼看破，这只不过是清廷绵里藏针式的一个政治把戏而已。试想，一个靠马背上的弓箭夺城掠地的民族怎么能容忍前朝书生捏着毛笔指点自己的江山呢？只不过当时的清廷虽然在江南已经完成了军事占领，但文化占领和思想占领的基础还并不稳固。因此才虚情假意地安排了这么一个短暂的政治蜜月，伸出来的当然是鲜花，而背后紧紧攥着的则是弯刀，更险恶的是，清廷显然看穿了在所谓的“气节之争”背后，这些士子的相互嫉妒和不团结。果然，该上当的都上当了，该出动的也都出动了。当士子们还沉浸在这和煦的春风中时，一场将持续数十年的文化整肃已经黑云压城山雨欲来，一群踉跄作耍的小人也将粉墨登场。
在这场整肃里，李渔的朋友中第一个倒霉的，恰恰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张缙彦。先是降两级调往安徽做了一个道台，接着就有人参劾张缙彦。此时此刻，对待一个前明的遗臣，朝廷的牌坊已经立到头了，接下来等待他的就是政治清算。
这一次，“扮忠”参劾张缙彦的人是湖广道按察御史肖震。 李渔和他虽然素未谋面，但却认识。当初李渔编辑《尺度初征》的时候，他是撰稿人之一，期间还给李渔写过许多钦慕之言。而如今这个仰慕者却调转枪头，直指他的文坛好友和一朝为官的同僚。肖震成功了。他参劾张的案由恰恰正是张缙彦资助李渔出版《无声戏二集》。
且看这段言之凿凿的状词：
“缙彦仕为尚书，闯贼至京，开门纳款。犹曰事在前朝，已邀上恩赦宥。乃至归诚后，仍不知洗心涤滤，官浙江时，遍刊《无声戏二集》。自称‘不死英雄’，有‘吊死在朝方，为隔壁人救活’云云，冀以假死涂饰其献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未死之身。臣未闻有身为大臣拥戴逆贼、盗窃宗社之雄。……虽丧心病狂，亦不敢出此等语，缙彦乃笔之于书，欲使乱臣贼子相效慕乎？”
这是典型的老账新翻了。肖震对于邀功之厚颜、构陷之急切在这段话里跃然纸上、暴露无遗，却正中朝廷的下怀。对此，朝廷的批示简单而冷漠，只有九个字：速押张缙彦进京听审。
消息传到杭州，给如日中天的李渔当头一盆冷水，弄得他不知所措。的确，李渔是要比一般的文人聪明的。可是，已经小心再小心的李渔还是万万没有想到，他最信任也最可靠的张缙彦也会栽倒在这场莫须有的风波里。
惊讶之余，李渔还想起一件可怕的事来，他正要出版的那本《古今史略》。
写到这里，不用猜也知道这是怎样的一本书了。可以说，明朝的这些旧文人们不管政见如何，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私修明史。这十几年来，他们大概也算知道清廷有一种怎样的政治传统了，想要期待一部稍微客观些的官修明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身经一朝臣，当报一朝恩”，既然不能为国守志，那就为国守史吧。李渔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场面上说是重修旧史，给过去打打补丁，其实也不过是想借春秋笔法为明朝保留一些争议性的史料。只是现在的政治环境与几年以前，哪怕是几个月以前都不能相提并论了，《古今史略》一旦刊行，必定死罪无疑。当他急急忙忙跑到书局抽回书稿的时候，另一个更加可怕的漏洞浮现在他的脑海：张缙彦也参与了这本书的编辑。
此时此刻，焦头烂额的李渔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张案的牵连了，更多的是舆论无情的嘲讽。我在前面说过，李渔的成功和对遗老们的质疑早就招致嫉恨，现在，嫉恨者们终于等来了一个报复的机会。一时间，以往交好的官吏望族统统闭户不见，倒是有些久不来往的故友专程登门来看洋相，杭州城关于李渔的种种非议也如雨后春笋般丛生不绝，什么好色风流，什么不守孝道，什么借诗讽时，什么穷奢极欲，什么攀附权贵，什么曲媚阿附，还有人讽刺他四处打秋风，说他“本无文凭，不过是学了一套市井把戏，靠了两片玲珑唇舌，便使得携家带口，硬是到官家府上蹭享吃喝。”总之，是什么难听挑什么说。李渔编写的戏剧还是照常在剧场演出，只不过这个时候，某些观众倒不是来看戏，多半是来看李渔的笑话了。你的佳人不是喜欢哭得那么清秀欲滴么，你的才子不是满腹经伦么，你自己不是誉满钱塘么，在杭州，有的是办法让你的佳人哭得狂娇滥媚，有的是办法让你的才子永不及第，有的是办法让你谤满钱塘。凭什么，前朝一个小小药商的儿子，一个功名低微的生员，一个靠卖戏为生的市井写手能够在本朝混得风生水起、如鱼得水，你原本就应该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之子，一个难堪大任的落第文人，一个除了献媚他人之外毫无艺术追求的下俗文棍。
李渔愤怒了，但恐怕更多的只能是独自吞咽的委屈和哀恸。面对这些如影随形，转身又四散无踪的诽谤和谣言，一个真正是靠自己的笔墨和智慧换取衣食的李渔又能做什么辩解，又能做多少辩解呢？究竟是得罪了谁，他自己不会不知道，可能，他只想装作不知道，因为他实在不情愿写出这两个字：人性——一个在他的笔下曾经那么美丽和积极的概念。
八
在周身的不幸之中总算出现了一件万幸，张案最终判下来了。刑部会审的结果是：张缙彦确有不臣之实，然以前朝旧事论，尚不及死罪，拟革职、发配。案卷中对于李渔的问题只字未提，《无声戏二集》经过严格审查并没有问题，至于最令李渔提心吊胆的《古今史略》倒的确是多亏了张缙彦的仗义，他深知此事干系重大，一旦交待出来，李渔肯定在劫难逃，所以没有攀咬一字、提及片言。事实上，看押在狱中的张缙彦是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的，也无从得知李渔是否受到牵连、已遭审讯，能够甘愿这样做，冒的风险不是一星半点了。这个前明的降臣，没有守住北京城的大门，做成一个“忠臣”，却在本朝做了一回地道的仗义君子。
一波三折的张案到此算是尘埃落定，只是结果一样很令人悲伤：张缙彦去了宁古塔，最后死在了那里；心灰意冷的李渔被迫离开了杭州，辗转去南京谋求发展。两个天涯沦落的知己相交一场，来去匆匆，最终还是天各一方，到死都没有再见上一面。
实际上，历史上的李渔到了南京以后才算进入了人生和事业的顶峰。但我在这里并不准备再加赘述，只要读一读《李渔评传》我们就能了解，在那里发生的故事只不过杭州的一个翻版而已，虽然情节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对于李渔而言，那里留给他的伤害是多么的似曾相识。否则，他也不会在终老之年，几番辛酸游历之后，还要再次痛下决心离开居住了十四年之久的南京，不声不响地回到早已对自己淡忘了的杭州。
他走的时候，大概和离开杭州的时候差不多。彼时正逢三藩大乱，官员们自顾不暇，甚至首鼠两端，李渔外出打秋风再也不能赚到很多钱，经济状况也每况愈下，更令人伤心的是，他最宠爱的两个姬妾（同时是他家庭戏班的主角）又因病先后离世，李渔知道，自己一生的戏剧经营到了这里，恐怕就要告一段落了。好在这次，还是有一位朋友肯仗义相助，一位“张缙彦”式的知己，兵部侍郎李芝芳。李芝芳非常了解这位相交二十年的好友，给了李渔很多支援和帮助，他知道李渔虽重名利，但并不是市井传说中的那种人。
可惜，这种理性来得太迟，这种认同又少得可怜。
离别时分，李渔似乎有一腔肺腑，可总是欲言又止。李芳芝知道李渔想说什么，但并没有多说，只是在他的手上写下了八个小字：才高招嫉，物极必反。
也许，对于李渔一生的欢欣和磨难来讲，这一声提醒不知道可以算得上是宽慰还是喟叹了。
九
李渔一生才情芬溢，著述以千万字论，尤以《无声戏二集》享誉梨园，其中《凰求凤》《奈何天》《风筝误》等诸多名篇至今仍为学界所啧啧称奇。再如《闲情偶寄》、《芥子园画传》都能堪称戏曲理论和绘画技巧上的教科书式的巨著了。只可惜李渔纵然逞其绝代才华也没能够写出一部真正的大悲剧来，以至于在诸多大家面前稍落锋芒。每每读到古代戏剧史，一提起他来，不禁令人扼叹。他自己也说，世人赠我美名与“汤王”相比，誉过其实。这不是假意谦虚，应该算客观的判断了。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浮华交游，羁绊太多，经历的也太多，也许他不写，不是因为他不能，而是因为他不想。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这一生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了。这个悲剧太大，牵扯太多，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的担当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