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婶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上，微侧着脑袋，小心的倾听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对话。
前不久，刘婶的孙女在医院检查出患了脑肿瘤。刘婶的儿子、儿媳带着孩子去了北京大医院，找了个好大夫给做了手术。如今家里的积蓄花的差不多了，两口子为了钱的事，在房间里开始时是小声的嘀咕，后来声音逐渐大了起来，最后竟像是在吵架了。
刘婶想起老伴儿去世前，隔壁王姨曾鼓动她也买一套房子，等将来房价涨起来再倒手卖掉。反正老伴儿的病也是治不好的，不如把钱做了投资。王姨的眼光还是准的，这些年房价确实涨了不少，王姨自己就赚了一笔。假如当年自己做了投资，今天兴许就能帮孩子一把，也不用小两口为这事犯愁。但又一想，谁知道将来的事呢？即便知道，当年真的能忍心不给老伴儿治病吗？
放在床头的手机嗡嗡的响了起来，这种老年机即使设置成静音震动，声音大的连隔壁邻居也能听见。
打来电话的恰好就是隔壁的王姨，王姨说下午居委会有个会议，让她一定要准时参加。“主任说了，不白去的，去的都有纪念品。我为你争取到一个名额，主任同意让我带你一起去呢。”接着是一连串夸张的笑声，像京剧里的小生。
下午的会，是街道评选的居民之星事迹报告会。王姨被评选为老有所为之星。
王姨端坐在主席台上，轮到她宣读自己的事迹报告时，她滔滔不绝、声情并茂。从年轻时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到退休后发挥余热，讲了很长的时间。
刘婶和她都是一个工厂退的休，对她还是很了解的。王姨在台上讲，刘婶在台下一个劲儿的冒汗——她不是知道我在台下听吗？竟然胡编乱造的铿锵有力、面不改色。比如她讲利用休息时间为工友洗工作服，刘婶知道那是因为她之前拿了替那个工友领的运动会奖品，洗工作服也只是过了一遍水就拎出来的。她讲自愿到艰苦的岗位工作，刘婶也是清楚的，是因为她看上了那个高个子工段长。后来不还是为了一份好工作，嫁给了副书记的儿子吗？
王姨最后讲到了她为了社区建设，没能好好照顾从十多米高处摔下来的儿子，激动的掉下眼泪。刘婶感到周围的人也在默默流泪了。这又让她想起了她那可怜的，今年刚满十二周岁的小孙女。王姨的儿子在工作中故意自己摔了下来，顶多两三米，哪有十几米高？之后报个工伤在家休假，以便在外面跑买卖赚钱。刘婶想自己家里摊上这么大的事，社区有事我不也是跑前跑后的张罗吗？为啥不给我评个什么星呢？想着想着，刘婶的眼睛也湿润了。
散会后，王姨领到了街道颁发的奖品，其他参会的人员包括刘婶并没有给发任何东西。刘婶更加觉得不值。和其他几个老邻居沟通了一下，总结为只有在给居委会或其他政府画勾时，才是可以领到东西的。想明白这个道理后，刘婶只好和他们一道骂咧咧的回家去了。
晚上，儿子从单位回来就躲在房间里面不出来。儿媳告诉婆婆，单位已经通知他调到其他岗位工作了。“遇到这种事，是不能再继续给局长开车的了。”
刘婶知道儿子的性格还是有些随自己的，不太会和领导来事儿。如果不是看在他岳父的关系，给领导开车的差事早就让人家顶了。这些年不论局长的公事还是私事，儿子都是尽力做好，不让领导挑出什么毛病，也没少受委屈。现在儿子不能给局长开车了，不但眼前的好处丢了，将来的前途也没了指望。
刘婶坐在自己的床上，呆呆的看着窗外。今晚又是浓浓的雾霾，楼栋前两棵秃树在白雾中随风轻轻的晃动。
一想起孙女的病，刘婶就心如刀绞。好好的怎么就摊上这事了呢？北京的大夫说每年全国新增大约六万脑肿瘤患者。这么看来，这病到孙女的头上也不是什么太稀罕的事。什么有毒食品、雾霾、手机、电脑……统统不是很相干的。就是这个命了！
窗外的雾霾更浓了，路上的行人脸上都蒙着厚厚的口罩，在灰蒙蒙的空间里，急匆匆地走着。刘婶突然感到这四周到处充溢着病毒。自己、儿子、儿媳以及屋外的楼房、秃树、街道、行人……都似乎被病毒感染生了病，只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不知道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