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世界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疫情把一切都搅得天翻地覆，也让人们对健康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背景下，中医药（TCM）这门古老的学问突然被推到了聚光灯下，不只是中国，全球不少地方都开始重新审视它的价值。说实话，我之前也没想到，中医这个带着浓厚东方色彩的医疗体系，会在疫情后引发这么多国际讨论，更别提立法进程了。今天就来聊聊，疫情之后，各国在中医立法上都走了哪些路，碰到了什么坎儿。

先说中国，毕竟中医的根在这儿。疫情期间，中医药的表现可圈可点，从武汉的方舱医院到后来的“三方三药”，中医在抗疫中刷了一波存在感。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里提到，中医药参与了全国范围的抗疫，效果显著。这让国内对中医的信心大增，也直接推动了立法和政策完善。比如，《“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在2022年出台，明确了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从服务体系到信息化建设，规划得细致入微。更别提2017年就实施的《中医药法》，这可是中医领域的第一部全局性法律，实施五年多，硬是把中医的传承和创新推到了新高度。最近，2024年还开了个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论坛，领导们直接点名要让中医“走出去”，融入全球健康共同体。这势头，感觉中医在国内已经从“老祖宗的遗产”变成了“国家名片”。

不过，出了国门，中医的处境就复杂多了。疫情让不少国家开始关注传统医学，但立法这事儿，牵扯到文化、科学、法律，哪哪儿都是坑。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中医的国际化是个热门话题。202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搞了个《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目标是让中医在沿线国家扎根。这计划听起来宏大，但实际操作起来，准入制度和文化差异是个大问题。比如，中药材的注册和认证，国外的监管体系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很多国家压根儿不认中药的药效，得从头证明。我有时候觉得，这就像是让一个中医大夫用西医的语言去解释“气血不足”，听着就头大。

再看看欧美，情况更微妙。美国那边，疫情期间对中医的态度可以说是两极分化。一方面，有人觉得中医是“东方神秘力量”，针灸、草药在一些州挺受欢迎；另一方面，主流医学界对中医的科学性还是半信半疑。立法上，美国没有全国性的中医法律，各州管各州的，针灸师执照在加州、纽约这些地方比较常见，但中药的监管就严格得多，基本得走“膳食补充剂”的路子，限制多多。欧洲稍微友好点，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还发了个报告，认可中医在新冠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鼓励各国考虑中西医结合的模式。但具体到立法，欧洲国家大多还在观望，德国、法国有些地方允许针灸，但中药的审批还是卡得死死的。

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日本和韩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体系，汉方和韩医跟中医渊源深，但各有各的路子。日本的汉方药得经过严格的现代药理验证，才能上市，立法上更偏向西医框架。韩国则把韩医独立出来，另搞一套认证体系，中医想挤进去，难度不小。东南亚国家像泰国、越南，对中医的态度相对开放，疫情后针灸和中医诊所多了起来，但立法还是零散，更多是地方性的试点。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个现实问题：疫情后中医的国际传播，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软实力”。比如，中国的中医专家组在疫情期间去意大利、柬埔寨这些地方支援，带去的中医方案让人眼前一亮。但软实力归软实力，立法这种硬核的东西，涉及到太多利益博弈。西方国家对中医的“科学性”质疑由来已久，疫情虽然让中医露了脸，但要让外国人从“觉得有趣”到“写进法律”，还得过好几道坎。文化差异是一道，监管体系是另一道，还有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复杂态度——既好奇，又戒备。

总结下来，疫情后中医的国际立法进程，像是刚开了个头。中国国内的政策体系已经很成熟，立法、规划、推广一条龙，但在国际上，中医的路还长。各国对传统医学的接受度不一，立法进程更是参差不齐。未来几年，估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是突破口，但想让中医真正“全球化”，还得在科学验证、文化沟通上下硬功夫。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哪天能在纽约的医院里看到中医师堂而皇之地开方子，那画面得多带感。

参考文献

•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2020
•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2022
• 《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