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尽最大的可能迅速地、全面地搜集国内外新文化书籍、杂志和报纸，并把它送到湖南一部分群众，尤其是学生、工人的手里，使他们逐渐明了中国和世界的革命形势。 当时湖南的社会政治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糟透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了湖南军阀政府的太上皇，日货充斥市场，人民痛苦不堪。自1912年至1920年6月，8年间湖南一直为南北军阀的混战场所，尤以北洋军阀为祸剧烈！张敬尧自1918年2月占据长沙附近各县至1920年6月退出湖南，他所干的“好事”，是大肆抢劫财物，“扶乩”“卜卦”“算命”，修建庙宇，亲赴城隍庙拈香、供祭孔圣等等。而湘潭劣绅叶德辉却竭力颂扬他，起草通电，宣称：“张督仁政迈乎唐汉，武功过于汤武，学生过激，等于吠尨”……诸如此类与张、叶合流的其他人物的恶言恶行，就无须一一列举了。试想一下，当年的湖南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化书社适时地起着传播新思想，帮助群众前进的作用。当时，往往一种新书、一种杂志、一份报纸可以影响和启发若干人。记得文化书社曾发卖过一种三个铜板一份的新刊物，许多学生、工人常准确按出版日期，一星期、一个月、一年至几年，一次、十次、百次至几百次，持续不断地来书社购买这刊物，他们对精神食粮的需求是多么如饥似渴呵！我还记得起当年不少先进人物来社买此类刊物时的音容笑貌，真是至可尊敬的形象！因而可以说文化书社在群众中的作用是十分可观的。
第二，文化书社对于团结社会各界，争取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湖南一部分文教界和社会人士，如姜济寰（长沙县长，北伐战争时任江西省建设厅长）、左益斋（长沙商会会长，一直连任到全国解放后）、朱剑凡（周南女学校长，后来他的女儿成了党的干部）、赵运文（湘雅医学校秘书，后来不少好医生都毕业于此校）、易培基（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颇负盛誉），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成了文化书社的社员、投资人，他们称赞毛泽东，说文化书社的好话，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社会各界的同情、支持，使毛泽东领导的早期革命事业在湖南有了“人缘”，为冲破长期统治人民的封建堡垒，发展湖南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第三，建党初期，文化书社是党在国内外的秘密联络机关。 在军阀横行、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里，党的交通工作只能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文化书社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我记得有一次张太雷和第三国际某负责人，来省视察工作，就是由书社引见毛泽东的。平时，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或同志们来信来访，也都是经过文化书社的。直到党在全国建立了交通系统以后，书社才减轻了联络和传达的责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化书社的工作，文化书社的缘起、组织大纲和社务报告等文件，都是职员们提供一些材料，由他亲自起草制订的。他事无巨细，以身作则，积极主动带领大家埋头苦干。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说及，社内账目有些不清楚，他听了后，立即让我们把社里的四张桌子拼在一起，一丝不苟地同几个人一道用了几天时间算了一次总账，最后把账目弄得一清二楚。1924年冬，他由上海中央机关请假回湘养病，曾特地与省委书记李维汉同志商量，拨款800元为书社清理债务。1926年初，毛泽东、夏曦和我3人代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还同我商量，由我出面写信给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请求拨款维持文化书社业务。后来谭拨了400元毫洋给书社作为活动经费。
书社创办初期是十分困难的。当时由我经手向赵运文借款20元做日常开支。由于无钱买铁炉子，我和陈子博用黄泥小火炉，架着瓦钵做饭，这样撑持了一两个月。书社有几个职员。毛泽东自任“特别交涉员”，其他人如李庠（商业专门学校毕业）、许文亮（后来留苏学习）、冯福生（贫农出身）、刘大身（商专）等都是好党员。李、许两人以后受尽敌人的严刑逼供，临危不惧，是可歌可泣的烈士！冯被捕入狱后受刑反抗，后来同难友趁军阀混战打出牢狱，继续为党工作。刘在游击战争中为党牺牲。书社的成绩，就是由这些品德高尚的坚强战士做出的。
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对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做了高度评价，他说：“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展开广泛的革命活动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影响最大并与建党有密切关系的事，是创办了文化书社。”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易礼容在1979年5月17日的另一次谈话中，还回忆说：
长沙文化书社，有一份由毛泽东主稿的“社务报告”的文件，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有些重要情况那上头都写了。
文化书社是在1920年8月由毛泽东号召新民学会一些会员和长沙社会文教界若干人开办的。最初只有陈子博和我两个人工作，开办的经费只有20块钱，是由赵运文手借来的。有人说开办时才400多元钱，其实当时400多元银洋是一笔大的钱。
……
长沙文化书社没有直接从事过工人运动。书社的主要任务有四项：
一、做新文化传播工作。只要不是宣统皇帝、袁世凯的东西，不问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几乎都算是“新”的，后来渐渐能加以辨别。然而，胡适的文章，邵力子办的“觉悟”，经过许多时候还算是好的。
二、为了打进社会，打开政治局面，毛泽东为书社邀集了四五十个文教界的人做社员，如长沙商会会长左益斋（他交股金200元）。还有长沙县长姜济寰都是社员。还有校长、教员一大堆。文化书社的人可以跟省里的有名人物平起平坐。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与长沙社会多少有联系了。
三、作为党的秘密联络机关。记得张太雷和第三国际的代表来湖南见毛泽东，是通过文化书社；周佛海代表中央来湖南也是通过文化书社的，如此等等。中央给湘区党每月60元活动费，是经过日本邮局寄文化书社的。
四、书社可安置几个人，维持生活。但当时，我们除吃饭外没有工资。后来，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有人兼职，才算有了工资收入。
关于新民学会，前不久李维汉发表了一篇文章，多方面都讲到了。新民学会是于1918年4月，由毛泽东、蔡和森发起成立的。它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民学会有两条宗旨，一条要做到不吸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说假话，更要相亲相爱。再一条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主张。 有人以为长沙文化书社是直接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我认为不是这样。从时间上看，文化书社是创办在“五四”之后。事实上“五四”影响没有这么快，它是新民学会精神的产物。文化书社的主要社员，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毛、蔡后，毛泽东由北京，经上海回湘。关于上海的“半淞园会议”，我看过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的一张照片上面记载了时间和“辅社”同人等字样。“辅社”似不是毛泽东组织的，会议似不是他领导召开的，他是被邀参加的一人，那年7月，毛泽东由上海经武汉邀我一同回湖南，一路上他似没有提到这个会议。
成立了新民学会，又创办了文化书社，并搞了一系列新生事物后，毛泽东在湖南的声名大得很了！那时，有许多人敬佩他，也有人害怕他，说他是“怪物”。 当年搞成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使许多人到国外去了。这个运动为国家为党造就了很多人才。毛泽东本人虽然没有出国，但对此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沈均一也是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修业学校中学部即将毕业。他回忆说：
大概是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办了一个文化书社，这个书社记不清是不是用新民学会的名义办的，反正书社和学会关系很密切，是可以肯定的。易礼容同志任经理。有一次，听说文化书社到了很多新书，我想去看看书，并且想买一部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原著人忘记了）。在一个星期日，我到书社去了，易礼容同志正在忙于清理书籍，有些一捆一捆的新书还没有解捆，我帮着解了几捆。这时，毛泽东来了，先同易礼容谈了一些大概是有关文化书社的问题，随即坐下对我说：“近来工作比较忙，连读书看报的时间都挤掉了，以后要坚持每天读两小时的书，读一小时的报。”这几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萧三谈起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往事，这样写道：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的宣传、鼓动，很快就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新的报刊、书籍的发行和销售，数量大大增长。而湖南在张敬尧统治时期，一切新思想和新事物都被禁遏、摧残，新书新报很不容易输入。同时，张敬尧兄弟又求神打醮，大修庙宇，公开提倡迷信。湖南青年笼罩在这种乌烟瘴气下面，思想觉悟自然不容易提高。
毛泽东在北京、上海开展驱张斗争时就计划张敬尧驱走后，要在湖南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1920年7月他由上海回到湖南后，认为驱张运动已胜利结束，当时最迫切的工作是创办书店集中贩卖新书报，向全省青年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他立即大力筹划了这件事情。为了筹集资金和扩大影响，他争取当时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工商界一些有声望的人物共同发起创办一个文化书社。
毛泽东亲自写了一个“发起文化书社缘起”送到报纸刊出。他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前进的湖南人研究的材料。” 开办书社的资金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与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教育界上层人物商量，大家同意每人投资10元，第一次共筹集了400余元。不久又向各方筹集了一点，共达到1000元。由于资金不多，书社最初一段时间内经售的书不到两百种，杂志40多种，报几种。都是随到随完，远不足以满足买书人的需要。
书社为了积累资金，扩大营业，极力节省开支，只用两个营业员。营业员的工资也很微薄，实际上只够吃饭。所租潮宗街三间做社址的房子也花钱不多。社里的账目随时清理结算，毛泽东常亲自协助核算，使它丝毫不乱。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社里逐渐有了一点积累，营业的范围也逐渐扩大。1920年至1921年春，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关系的达六七十处。当时与省外营业来往最多的，有北京的晨报社、北大出版部、北京学术讲演会、上海的泰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广东的新青年社、武昌的利群书社。后来营业更加发达，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新报，特别是共产党、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如《向导》周报、《中国青年》《先驱》等以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更是大量推销。 这时期销售最多的书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晨报小说》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新生活》等；销售的报纸只有《北京农报》和《时事新报》，每天也达到四五十份。为了便利买书人，在平江、浏阳、衡阳、邵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处设了文化书社的分社。长沙城内则在一师、楚怡、修业诸校设了代销处。负责创设分社或代销处的，多半是新民学会会员。
文化书社被人称道的特点有三：一是贩运迅速。由于书社与京沪各地书报业联系紧密，所以国内书报很快就能运到长沙，送到读者手中。二是购书便利。书社营业员虽少，但常将书报送上读者的门。很多学校的学生也因为到处有代销处，每每不出校门就可买到所需要的书刊。三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除耐烦细心为读者服务外，还常代人向外埠购买所指定购买的新书。因此，全省广大知识青年、革命工人和各界进步人士多半都到文化书社买过书，有过往来。
文化书社从1920年9月开始营业，直到1927年马日事变时才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捣毁。在这期间，它搬了几次家，头一次由潮宗街迁到贡院东街，第二次由贡院东街迁到水风井。它的创设和发展，是湖南人民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上一件大事。它对于在湖南境内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推动新文化运动，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能够摧毁它的躯壳，但对于它在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永远也摧毁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