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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第8,9,10章
承天皇太后母子挽辽朝于危亡之际，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政治上取得了名垂青史的成就。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方略，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萧后及圣宗在任用大臣方面的识见和气魄，使得帝王与佐臣、佐臣与佐臣之间关系比较协调，形成文韬武略兼备的统治核心，这是辽朝中兴的政治前提和主要原因。
辽圣宗重新编制部族，改革赋税制度。辽初，“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头下军州实际上成为贵族的领地，头下户皆为奴婢或农奴。从圣宗时起，“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辽史·食货志》）。
金世宗把改善吏治作为施政的重点，他的一系列政治举措，结束了自金熙宗以来宗室互相残杀，君臣关系紧张，吏治腐败，政局不稳的局面。金世宗的吏治思想及其实践在政治思想史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蒙古贵族以武力占据中原，政权的支柱主要是军事和政治，缺乏文化上的统一和全社会的文化认同。蒙、汉文化的潜在冲突始终存在，这是元代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总体特征，也是导致元朝国祚不足百年的原因之一。
耶律楚材（1190—1244年）字晋卿，契丹人，是辽国东丹王的八世孙。其父耶律履曾在金朝任官职，最高做到尚书右丞。耶律楚材“三岁而孤”，由母亲教其读书。“及长，博极群书”，涉猎颇杂，“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
郝经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政治价值准则，曰“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郝经的“用夏变夷”思想很有代表性，体现着宋元之际儒生们政治心态的主流。儒生们对华夏政治文明的先进性和权威性深信不疑，“用夏变夷”的具体步骤就是积极推行汉法。
从总体上看，“用夏变夷”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准则，成为蒙、汉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政治传统形成某种契合的津梁。一般说来，文化的传延和发展取决于多种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文化自身的应变与调节机制。“
“用夏变夷”理论的提出，为理学思潮在元代继续发展提供了认识前提。理学本是民间学术思潮，南宋末年形成了与政权相结合的发展大势。这个趋势在元代继续发展，终于完成了理学的官学化过程。
这种倡兴“学而有用”的学术风气影响了有元一代，尤其对那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儒生影响更大。江南理学北传之后，必然要受到这种学风的某种制约，在风格上弱于义理辨析，强于学以致用，注重道德修习的实践性，这一特点反而有利于理学的传播和被人们普遍接受。蒙古统治者对理学的接受意味着对儒学圣道的认同，是“用夏变夷”的具体表现，极大地提高了其权力的合法性；极力促成蒙古统治者认可理学，则是儒生们安身立命、谋官和行道的唯一捷径。就这样，为了各自的特殊利益而形成了合力，理学的官学化过程在蒙、汉统治阶级及儒生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完成。
由兴革命到禁革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元璋从一位反对暴元统治的斗士转变为封建专制君主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布衣天子”朱元璋政治思想的重要方面。
朱元璋尊崇佛教，绝非仅仅因其早年为僧，对佛教有特殊感情，更重要的则是为了镇压白莲教等民间宗教。“去心之邪念”，即从根本上翦除所有导致革命的可能性因素，使他开创的明朝一统大业永存。
朱元璋的政治思想与皇帝制度日趋走向极端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这表明，最高统治者对各种政治调节理论越来越不感兴趣，皇帝制度也日益丧失其生机和活力。随着封建社会晚期的到来，中国历史也随之进入了发展迟滞的阶段。
朱元璋不仅在政治制度上废除宰相，实行高度的君主集权统治，而且还在思想文化上借重儒学来维护专制君主的权威。严禁生员议论“天下利病”，即不许对当世政治有任何评说。这就使生员只能将精力放在为应举业而进行的互相观摩、评论八股文字上。朱元璋严整吏治的思想及其采取的种种措施，虽有其积极之处，但贪污腐败现象的存在乃是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朱元璋认识不到这一点，也绝不可能消除这种现象。燕王朱棣假祖训而以“靖难”之名起兵，从其侄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得帝位。他称帝后，在大肆杀戮效忠建文政权的文臣、竭力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同时，又尊崇孔子，奉行儒学，并提出一套颇为系统的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朱元璋推尊儒学，试图以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朱棣夺位称帝后，通过纂修、颁行《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完成了乃父未曾完成的任务。
朱棣诏令纂修三部《大全》的目的主要有三端：一是标榜自己“任君师治教之重”，是发扬“道统”、维护“治统”的圣王兼教主；二是以其钦定标准统一天下学术，强化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三是要以“人伦日用之理，初非有待于外”的“道”即儒家纲常伦理治理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从而形成有序的社会统治秩序。
三部《大全》，尤其是科举考试中最为重视的《四书大全》，成为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的根柢。这就使程朱理学出现了空前盛况，“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
丘濬所立的一切戒律最终都推原于天。君是天下的主宰，天是君主的主宰。君主遵奉上述律条，说来说去是为了向天展示德。君不可违天，这才是最高戒律。这种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不可能把监督戒律执行的最终权力托付给君主以外的任何人，而只能把它寄托于君主一人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