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1、
他死了。
前几年这个消息便开始在大院里散播，谁开的头不知道，倒是传得有模有样，有说是死在了医院里，有说是死在女大学生的肚皮上，许多的版本，总之是死了。
老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么点浅显道理他们不信，只愿意相信：他死了。而那些在大院榕树下下棋的老头们便有了话题——咒骂的话题。
骂他无能，那么多人下岗，他却能继续高升还平安退休。
骂他贪了那么多，子女因此蒙荫跑国外，偏他还能一生顺遂，落得个体面终了。
骂苍天有眼无珠，他们都看得到，它怎么就看不到。
他死了，那些咒骂成了老头们的武器，也成了消磨日子的消遣。
后来又证实二十多年前搬迁的那块地有拆迁款——十亿多，大家掐指一算，正是他做一把手的时候，于是年轻的也开始骂他了，骂他造孽，死得有些便宜。
可谣言终归是谣言。
他听到了，便又搬回了大院的房子住了些日子。每天穿着老北京的布鞋，一副普通老人的装扮在大院里逛，那里人多，他就往那里钻，哪怕没人理他，他依旧乐呵呵地打着招呼。我遇到几次，跟他抽了会烟，他让我别像个老头一样弯着腰，一点精气神都没有，我说老了就这样了，他说他这么老也没我这般。
他还请了几个老部下和同乡喝了一场，也请了我，我没去成，那会儿正在老家办事。听说那场酒喝得不太痛快，有人被几个穿黑衣服的人打得像狗一样躲在桌底下，跪着喊祖宗才免了毒打，至于被打的原因没传出来。
去年院子里部分人拿到了部分的拆迁款，还没过年，倒像是跟过年一样。我跟猫闲聊，心里对这事实在是觉得不可思议便说了几句，我说我们这些下面的人真容易满足，她当时跟我说的话很有理，确实很有道理，可我忘了原话。
后来再传出他死了的谣言后，有人说死者为大，算了，算了。
大家还是希望他死了。
仿佛有些人死了，他们才胜了。
他死了。
这次，不是谣言了。
作为大支，我在病房里等着结果。
大支这个事，我确实不合适，本来就不会说话，老乡里的红白事还要带头操办。可他们说总要有个人帮忙，我确实欠他们的，父母走的时候，他们都来了，便答应了试试。
而作为大支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着同乡的长辈带了件西装去上海接他回家。
2、
“小林，我要是死了，你会不会也在背后偷偷骂我？”他问我。
“刘叔，你这不是好好的。”我说。
“你这孩子最老实，你说实话。”他似乎很想要一个结果。
会。
我应该是会的。
不知道是看的爽文太多，导致体内某些封印松动了，或是自己真的没有什么顾虑了，我在心里说。
“不会。”我说。
他听完后笑了，只是笑得很难看，毕竟脸上没有什么肉了。
“小羽来了吗？”他问我。
小羽是他儿子，没人跟我说他的事，只知道上高中便送去新西兰了，自此便没见过。
“听叔叔们说在路上了，不着急。”我说。
“回来了就好。”他说。
“要喝点水吗？我给你倒点。”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我问他。
“不用了，谢谢。”
或许是累了，这话说完，便没了声音。
本来是今夜要带他回去的，都跟医院说好了，哪知道他却不想走了。我有点坐不住了，他那样子确实瘆人，哪怕是闭着眼睛，我只好出去在走廊里坐下，继续看那还没看完的爽文。
“你跟你刘叔聊什么呢？”走廊里的长辈问我。
我把聊的事跟他们说了一遍，他们说这样回答好，让我休息会儿，估计也差不多了。
我点着头，还是拿出那个爽文看着，只是憋着笑确实难受。
“你刘叔叫你，你去看看。”我才看得入神，一个长辈叫我，只好收了手机进去。
“小林，你给我买点面条，带点鸡蛋，带点菜叶子。”他说。
这大半夜的，我没有拒绝，只是让他等等。
夏天真的走了，出了医院大门竟然觉得有些凉了。
走了几条街，或许是运气好，一个大娘还在路边摆着摊子，我过去跟她说了几句话，她问我也是苏北的吗？我说是。问她是苏北哪里的，她说的地方其实我没听过，还是客气地说好近。我问她怎么这么晚还出来摆摊，她说奔亲戚来的，自己闲不住。她说苏北喜欢小白菜叶子，给我多放点。我点头感谢着她，她问我朝牌饼要吗。我说多来几块，好久没吃过了。她说别的地方是吃不到。
朝牌饼确实香，他说好吃，说要是没买，他都忘了这个味道了。嘴里说着许多话，都是关于他自己的，他小时候的，他青年时候的，全是吃苦的日子：他家漏雨的茅草屋，他读过书的小学，他没享福的父母，没有一句是他成年的，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我劝了许久，他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真的差不多了。
走廊里的他们都进来了，他倒是好了许多。他又想起了许多其他的话题，跟他们说起一起当兵时候的趣事，他们哈哈笑着，他还说了一个女兵，只是没人认识了。
他说我买的面条太香了，像他妈做的，天亮了再给他带一份。
他说想抽根烟，好久没抽了，心里憋得难受。有人给他点了一根，他接过去狠狠吸了一口，那口烟随着气憋了许久才缓缓地吐出来。
“妈——”
这是他最后一句话。他伸着手，那只夹着才抽了一口烟的手，停在空中，手掌轻轻摊开，像是推开了一扇门后又垂了下去，那被推开的门里有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没燃完的烟倒像是夕阳快下山时，从小村烟囱里冒出来的，笔直笔直的，一直飘到屋顶才散开。
他死了。
没有吵嚷的哭声。
几个同乡的长辈只是在那里忙着电话通知着某些人。
来收拾的人问谁是家属，需不需要现在就换身衣服。
那件西服倒是派上了用处。
我被他们安排跟着医院的人去了，拿着那件西服。
“来，把口罩戴上，还有这个手套和衣服。”医院的人跟我说。
说是衣服就是一次性的。
“搭把手，你抬一下腿，把他放到这面的推车上。”
我照着他说的做。
“你是他儿子？”他问我。
“不是，”我说。
“亲戚吗？”他又问。
“是老乡，算晚辈，”我说。
“那你就帮我搭把手。”他说，又说：“这擦身子应该是儿子或女儿的来。晚辈也行，你要是嫌弃就帮我扶着就好。”
“没事，我来擦吧。”我说。
“行，我给你换毛巾。”他说着走到另一边打开了收音机，里面放着梵音。
我对着被脱得一干二净的他有点不知所措。
“就像普通人洗澡那样擦就行了，从头到脚，从前到后都擦一遍。”
屋子里很冷，我拿着有些热的毛巾按着他的要求，不怕，不厌，就是一个脱了精光，瘦不拉几的老人。
“领带我不会打，师傅能给打个吗？”我说。
他没说话，走过来便上了手，只是那领带打得像是红领巾，不难看。
等弄完出来，有长辈给医院的那人塞了个红包，嘴里还说着谢谢。那人也没客气，只是问我们联系好了吗？塞红包的长辈说联系好了，天一亮就走。那人让我们在路边凳子上坐会。
几个人坐成一排，抽着烟。
他们问我怕吗？
我说没有怕的感觉，只是有些难受。
说不出的难受。
3、
回来后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安排好了。
我才睡了一夜，就被通知第二天去参加追悼会。
我还以为会安排守灵，不守也好，现在也没那么迷信。
接人的大巴车安排了几辆，在市里转了几圈，接了不少人，我都不认识。大院里的人也来了些，都是老乡，其他的应该是不会来了。而一个老乡家同龄的人派着烟，安排位置，前后忙着。他和我坐在后头，跟我抱怨这差事真累，好多人都不认识。看来他就是未来的大支了，我说确实累，辛苦他了。
我跟在老乡的队伍里，几个阿姨还来问我那夜怕不怕。我还是告诉她们没什么怕的，她们说要是她们哪天走了，自己身边没人，就麻烦我了。我说那天早着呢，起码也得三十年后了。她们倒是笑着说三十年后，她们都九十多，甚至百岁了，都是喜丧，随便一把火烧了就好了，可不开什么追悼会，活人演戏，太浪费钱了。
她们有人问我刘叔的墓园找好了吗？我说不知道。
好在有人知道，只是那墓园的价格让我咋舌。
没听见是谁骂了一句，反正是骂了。
骂吧，反正他也听不见了。
追思园里站满了人，没想到这么多人，我被安排在墙角处，挤得要命，站得别扭，腿特别地酸。
小羽来了，戴着孝帽跟他母亲站在一起，他在上面说着他父亲光荣、艰苦、奋斗、慈爱的一生，说自己也要继承父辈的遗风。又上去了几位领导，穿着一身黑，依旧是类似的调调，那些词我不知道为何听着特难受，一种不能说清道明的难受。
他死了。
仿佛过往遭受的不公就得到了某种了结。
不关正义、不关公道、不关法律，只要他死了，所有人就满足了，仅此而已。
人散了，送他下葬的就剩几个老乡。
除了几声哭啼就是鸟叫。
秋天确实来了，满山的红叶，红得像淤血，像被风吹晃的旧旗，它们的下面都埋着一个人——认识或不认识，却不真正了解的人，连他自己，也未必有机会让别人了解。
散了的人原来早在酒店里坐下了。
酒桌上大家推杯换盏，谈笑着明天的事。小羽端着酒杯，感谢着到场的每个人，他也跟我碰了一下酒杯便走了，新大支捧着茅台酒瓶跟在后面。
“你搬走了？”一个阿姨问我。
“搬走了！”我说。
“你那个拆迁的补偿拿到没有？”她又问我。
“资料还没交齐。”我说。
“慢慢交，不急，肯定跑不了。吃菜，我给你夹个龙虾，跑那么辛苦。”她说。
“谢谢！”我说。
“喝酒！”另一位阿姨站起来说。
“喝酒！”
“干了。”
干了！
那酒喝得有些不舒服，散场了也才下午四点，实在是不知道去哪里了，便又去洪湖逛了一圈。
荷花败了，小鸟依旧叽喳。
几个下棋的老头在为某人争吵着，有人夸，有人骂，只是那人我不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