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攻克俄语

为了攻克语言关，常常是别人已经熄灯就寝，刘伯承还要独自跑到室外走廊里，利用走廊里的灯光背俄文单词。
他“视文法如钱串，视单词如铜钱，视疑难如敌阵”，经过数月努力，终于提起“钱串”，攻克“敌阵”，达到了能直接听教官讲课和阅读俄文教材的程度。

南昌起义后，刘伯承曾经感慨：“当军人就不能怕打仗。” 苏联学习让他得出一个新的体会：“蠢人是要打败仗的。”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在刘伯承入学时，伏龙芝已经去世了三年，但军校仍以伏龙芝的思想为主导。
刘伯承一走进去，迎面看到的就是一条大标语：“任何战术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如果武器改进了，技术有了新的进步，那么军事组织的形式、军队指挥的方法也会随着改变。”

刘伯承还由此养成了一个习惯，即以后不管事务如何繁忙，战争如何紧张，每打一次大仗，他都一定要做一个总结，并附上自己的思考所得。

1932年，刘伯承到达瑞金，出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就任之前，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并且谈到“新旧军阀都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

早期红军的各种军语和名词大多沿袭自国民党军队，而且叫法上很不规范，刘伯承依据“苏军步兵战斗令条”一一加以推敲，重新予以定名：红军军官改称为指挥员，士兵改称为战斗员……

解释弹道为什么是弯的

刘伯承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也没有说什么道理，只是说：“你们都看到过小孩子挺着肚子小便吧？弹道和小孩子小便差不多，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弯的？”

按照伏龙芝的观点，武器和军事技术会改变军事组织的形式和军队指挥的方法。
刘伯承对技术兵种给予了格外关注，红校有一个工兵连，他经常关照管理员：“工兵连同志辛苦，日夜作业，必须在生活上多加照顾！”

刘伯承准备只动用曾保堂的一营攻打遵义，他沉吟着对曾保堂说：“你们一个营去打敌人一个师，力量是有点儿悬殊哇，但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还要动动脑筋，多用一点儿智慧。”

红四团自强渡乌江以来，一路星夜行军，官兵们也十分辛苦。
耿飚和团政委杨成武正在布置宿营，准备让部队在城内过年，他们没想到刘伯承和聂荣臻会来到团部，而且一进门就说：“不行不行，四团不能休息，有任务！”
耿飚刚刚解开皮带扣，随身的武器和图袋都还没解掉，立即又扎紧了。
刘伯承从挎包里取出地图，指点着说：“你们立即出发，迅速占领娄山关、桐梓。”
虽然感到突然，耿飚、杨成武仍然不约而同地点头应命。

安排细致，巧渡金沙江

其他方面，诸如部队如何坐船，骡马如何泅渡，怎样使船的载重适量平衡，做到既安全又不浪费时间，刘伯承都亲力亲为，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

路是一定要过的

刘伯承乃昔日川中名将，在川军中就职多年，深知邓秀廷的底细。他在信中说，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兵向红军开枪，红军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请邓秀廷予以考虑。

他说：“孙继先同志，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记住，第一个任务完成以后，点一堆火；第二个任务完成后，再点一堆火……等看到你们点第三堆火，我们就知道你们渡河成功了，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明白吗？”
“明白！”孙继先说出这两个字时，心里也由不住一阵紧张。
直到孙继先离开煤棚，刘伯承忍不住又叮嘱了一句：“这次渡河，关乎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过去哦！”

除了不把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放在眼里外，张国焘还反对毛泽东的北进计划，主张向川康边界进军。
毛泽东则认为，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如果一、四方面军被敌人封锁在该区域，将成为瓮中之鳖。

中央红军在右路的部队是红一、三军团，他们虽为一方面军的主力，但如果陈昌浩真的要使用四方面军“武力解决”，还是难以应付的。
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连夜率中央和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以尽快脱离危险区域。

从1935年下半年被分配至左路军，一直至甘宁边界脱险，刘伯承几番沉浮，也屡次面临死亡的威胁，他后来直言：“我们能脱险出来是很大的幸运。这一年的生活是很痛苦、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