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孝宗本纪》乾道九年十一月乙酉，金 遣完颜璋等来贺明年正旦，以议受书礼不合，诏俟改日。以太上皇有旨，姑听仍旧。
这一句记载，又是宋金受书礼之争里极具戏剧性的一幕。金国派遣完颜璋使团前来临安祝贺来年元旦，双方预先商议朝会礼仪，在受书礼节上相持不下。孝宗不愿再行屈辱旧礼，下诏暂缓接见，另择日期。可退位的太上皇宋高宗传下旨意，劝孝宗暂且退让，依旧沿用原来的受书礼制。一句史笔，点破乾道年间宋金外交博弈背后，两宫之间对和战、国格截然不同的态度。
隆兴和议定下叔侄之国，旧受书礼要求宋帝降榻亲接国书，一直是孝宗心中难以磨灭的耻辱。此前金使乌林答天锡借会庆节之机，额外逼迫孝宗降榻问候金主起居，被虞允文临机化解。但和约底层的受书礼并未改动。这一次完颜璋来贺正旦，孝宗打算继续抗争，希望不再执行这套屈辱仪节。双方礼议无法达成一致，孝宗便下诏暂缓朝见，搁置会面，试图向金使施压。
就在君臣僵持之际，太上皇宋高宗出面干预。高宗一生亲历靖康之难，早年奔波流亡，一心渴求南北和平，不愿再开启战端。在他眼中，受书礼只是朝堂之上的仪节虚名，一旦在礼仪上僵持过甚，极有可能激怒金国，重启兵戈，江南百姓将再遭战火。于是高宗下旨，劝孝宗暂且隐忍，姑听仍旧，照旧遵循旧有的受书礼仪接待金使。孝宗不能不遵从太上皇的意见，只能妥协，按旧礼完成受书。
这件事，清晰展现乾道朝独特的权力格局。孝宗虽为当朝天子，但退位的高宗仍然拥有巨大影响力。孝宗怀抱恢复中原之志，孜孜以求外交对等的尊严；而高宗经历过战争创伤，优先保全江南安稳，不愿为礼仪之争冒开战的风险。帝王对外的国格之争，最终被太上皇的旨意拦了下来。孝宗有心抗争，却受制于两宫关系，只能吞下这份委屈。
前后对照，更见其中无奈。范成大出使金国，冒死请求更改受书礼，金人不肯松口；乌林答天锡临朝逞礼，虞允文临场挫败金使新增的非礼要求；而这一次，孝宗主动想要拒受旧礼，阻碍却不是来自金人，而是来自深宫重华宫的太上皇。金国在陵寝、钦宗梓宫之事尚可让步，但礼制名分寸土不让；而南宋内部，在 “尊严” 与 “和平” 之间，两宫的取舍本就不同。
这一场礼仪风波，短暂平息。南宋维持了宋金和平，却没能洗刷外交屈辱。孝宗深知，只要国力不足，内部意见不一，想要单凭礼仪谈判换取两国对等地位，何其艰难。后来虞允文入辞赴蜀，孝宗与之相约亲征北伐，正是因为孝宗明白：想要真正废除这套屈辱礼制，唯有依靠武力收复故土，方能一雪前耻。
史书本纪短短数语，记录一次半途而止的礼制抗争。朝堂之上，礼议不合，皇帝欲暂缓接见；深宫之内，太上皇一言，便令旧礼复行。御榻前揖让升降的礼仪之争，从来不止是两国之间的较量，也是南宋皇室内部，战与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