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数学史上，张鼎铭（1900-1985）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剑桥大学首位纯粹数学华人博士、英国皇家数学学会会员，既是一位在积分方程领域奠定国际学术地位的“理算奇人”，也是一个带着母鸡上课、为三分钱较真、用蚊帐智斗苏联专家的“怪老头”。他的一生，是数学符号与人间烟火交织的传奇。
桂花树下的独语者：从木讷少年到数学天才
1900年，张鼎铭出生于四川阆中河溪场的书香门第。幼年的他常独坐桂花树下，对着一张小桌习字算数，时而喃喃自语，乡邻皆不解其意。这份看似孤僻的专注，实为数学天赋的萌芽。在保宁府联合中学（今阆中中学）求学时，他遇到了影响其一生的数学老师刘羽丰。刘氏“能将数学讲得妙趣横生”，曾带学生考察文昌宫唐庙，将文史与数理交融的教学方式，让张鼎铭领悟到“数学之美在于逻辑与想象的双翼齐飞”。
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后，他的才华逐渐显露。1927年完成研究生学业时，他已在《积分方程式论》中初露锋芒——这部中国首部积分方程专著，竟成其日后攀登剑桥学术高峰的基石。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为补贴家用，常步行十余里到市集代写家书，将数学家的缜密化作尺素间的温情。
剑桥岁月与“蚊帐里的数学家”
1945年，张鼎铭赴剑桥大学数学研究院进修。两年后，他关于线性积分方程理论的突破性研究震动学界，论文被美、德权威期刊誉为“迹类算子研究的奠基之作”。这段经历中，最令人莞尔的细节是：他坚持用毛笔书写论文，称“汉字笔锋藏着演算灵感”，让剑桥导师惊叹东方智慧的神秘。
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他婉拒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高薪挽留，于1949年毅然归国。这段抉择背后有个趣闻：离美前夜，他将所有西服赠予留学生，独留一套中山装，笑言“洋装虽好，终不及故土布衣”。而数十年后，这身中山装成了川大校园里“白胡子布衣教授”的经典形象。
坊间流传最广的，莫过于他帮助苏联解算卫星轨道的轶事。1957年，苏联卫星发射遇数学难题，张鼎铭提出以“两百个梅林牌罐头、十吨面粉”为条件，赴莫斯科后却整日钓鱼。直到最后三天，他钻进蚊帐演算，成功破解参数。事后解释：“蚊帐防的不是蚊子，是苏联人的监控镜头！”此事虽未见于正史，却生动勾勒出他“以奇招破困局”的智慧与幽默。
“捉鸡教授”的课堂哲学
在四川大学，张鼎铭的课堂总是充满意外。某日他携活鸡上课，鸡飞窗台引发骚动，他却淡定许诺：“谁捉回鸡，我讲最精彩的题目！”自此得名“捉鸡教授”。学生回忆，他常穿熨烫笔挺的西装，却用巴蜀方言将积分方程比作“九眼桥的面条——弯弯绕绕但有嚼劲”。更令人称奇的是，他首创“问题树教学法”：每解决一个难题，便在黑板上画枝干，称“数学如树，难题是果，逻辑是根”。
这位自称“中国最完整教师”（从小学到大学皆执教）的大师，对基础教育尤为重视。84岁高龄时，他仍坚持为《阆中县志》撰写万余字建议，强调“启蒙老师塑造思维底色”，并详细列出幼年恩师姓名，称“他们的影子仍在我的公式里徘徊”。
三分钱较真与历史情怀
张鼎铭的“固执”同样令人捧腹。某次购物发现少找三分钱，他竟专程乘三轮车返回理论，称“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数学家的尊严”。而在学术领域，这份较真化作惊人贡献：1962年，他通过历史地理考证，向中央提交八项证据力证中印、中苏争议领土自古属中国，获外交部表彰。
他对家乡阆中的深情更显率真。1980年，80岁的他创作《阆中歌二首》，将唐代铁塔、张飞墓等历史地标融入诗行，却也不忘调侃：“古有落下闳，今为张鼎铭”。这种“狂傲”背后，是对本土文化的强烈自信——后来四川省科技馆展出的阆中籍科学家，果然仅落下闳与他并列。
蚊帐中的最后战场
晚年研究“费马大定理”时，张鼎铭的执着令人动容。在北京图书馆，他裹着棉大衣彻夜演算，管理员回忆：“张老的草稿纸摞起来比他白发还高”。摄影师偶然拍下这样的画面：中山公园长椅上，白发老者膝头摊开泛黄笔记本，阳光透过老花镜片，在算式间投下细碎金光。
即便在文革被批为“反动权威”，他仍提扫帚、马扎悠然扫地，偷闲研读夹藏的数学手稿。有学生见他边扫落叶边嘀咕“尘埃落定处，皆是微分方程”，竟忍不住背过身拭泪。1985年病逝前，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演算本…请交给中科院…”
结语：大道上的数学诗篇
如今，阆中鼎铭大道的路牌下，常有三两学子驻足。他们或许不知，这位总被误认为“仙风道骨”的数学家，其实最爱蹲在九眼桥头看挑夫算账，说“这里藏着最生动的数学”；也未必了解，那首被收入地方志的《阆中歌》，有一联未公开的草稿：“嘉陵水作砚中墨，桂花香染演算纸”。张鼎铭用85载光阴证明：顶尖的学者可以既是国际舞台的学术巨擘，也是巷陌街头的烟火智者；既能在剑桥书写公式，也能为三分钱较真——因为真正的数学精神，本就扎根于对真理的执着与对生活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