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十二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只出一个「学而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级学生同班上课。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自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罢。「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体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是她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导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

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了九十九分，而代数却只得了五十二分，不及格！当我下课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T女士挟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她温和地问我道：「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你出的十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她就款款温柔地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恳切地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罢。」这当然是她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合格，很有留级的可能；而且她很忙，每天抽出一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地道谢。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地询问T女士的一切，她觉得T女士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间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夜深，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消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T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

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工夫地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T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学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数学以后，母亲觉得对于T女士应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福隆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T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数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他这样的赶，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母亲不敢勉强她，只得作罢。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T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等她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她办公室去叩门。她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地笑了，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教室里，嘴角不自觉地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

因为补习算术，我和她面对坐的时候很多，我做着算题，她也低头改卷子。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她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她身上匀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在我偷看她的时候，有时她的眼光正和我的相接，出神地露着润白的牙齿向我一笑，我就要红起脸，低下头，心里乱半天，又喜欢，又难过，自己莫名其妙。

从校长到同学，没有一个愿意听到有人向T女士求婚的消息。校长固不愿意失去一位好同事，我们也不愿意失去一位好教师，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私意，以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男子，配作T女士的丈夫，然而向T女士求婚的男子，那时总在十个以上，有的是我们的男教师，有的是校外的人士。

我们对于T女士的追求者，一律的取一种讥笑鄙夷的态度。对于男教师们，我们不敢怎么样，只在背地里替他们起上种种的绰号，如「癞哈蟆」、「双料癞哈蟆」之类。对于校外的人士，我们的胆子就大一些，看见他们坐在会议室里或是在校门口徘徊，我们总是大声咳嗽，或是从他们背后投些很小的石子，他们回头看时，我们就三五成群的哄哄笑着，昂然走过。

T女士自己对于追求者的态度，总是很庄重很大方。对于讨厌一点的人，就在他们的情书上，打红叉子退了回去。对于不大讨厌的，她也不取积极的态度，仿佛对于婚姻问题不感着兴趣。她很孝，因为没有弟兄，她便和她的父亲守在一起，下课后常常看见她扶着老人，出来散步，白发红颜，相映如画。

在这里，我要供招一件很可笑的事实，虽然在当时并不可笑。那时我们在圣经班里，正读着「所罗门雅歌」，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了些赞美T女士的句子，在英文练习簿的后面，一页一页的写下叠起。积了有十几篇，既不敢给人看，又不忍毁去。那时我们都用很厚的牛皮纸包书面，我便把这十几篇尊贵的作品，折存在两层书皮之间。有一天被一位同学翻了出来，当众诵读，大家都以为我是对于隔壁女校的女生，发生了恋爱，大家哄笑。我又不便说出实话，只好涨红着脸，赶过去抢来撕掉。从此连雅歌也不敢写了，那年我是十五岁。

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T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地方作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看见我，她总有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如翻译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从事，宁可将大学里功课挪后，不肯耽误她的事情。

她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殓她的，有几万人。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