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唯一的历史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古国，我们实在是太不缺各种奇闻轶事了。

离我们远的，譬如《山海经》及其种种，离我们近些的，便以"清末四大奇案"为最。而这四桩奇案中的"刺马案"，看似只是桩真相扑朔迷离的刺杀，却牵扯进了我们熟知的两位清末名人——曾国藩和慈禧太后。

刺马案发生在同治九年（1870）8月22日。其受害者是当时清廷新任命的两江总督、两淮盐政和钦差大臣马新贻。嫌疑人，则是在行刺时大喊着："刺客就是我张文祥, 养兵千日, 用在一朝,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张文祥。

案发当日，作为两江总督的马新贻正在江宁府按例参加阅射。这在当时的江宁府算是一件军民同乐的大事，南京的百姓皆可前往校场观览。结果就在马新贻参加完活动打道回府的时候，从人山人海之中冲出来了张文祥，一刀捅进了马新贻的肋骨。

马新贻并没有当场丧命。他的随从很快将其带回总督府，南京城内的多名要员也赶来探望。但因为伤势过重，马新贻在熬过了头一夜后还是没能熬过第二天。而行刺的张文祥，在刺杀了马新贻之后就乖乖束手就擒。

这"刺马案"之所以能成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这第一"奇"便是"奇"在马新贻与张文祥的私人恩怨。

张文祥并非突然从人群之中窜出来的无名刺客。他曾是捻军的一个小头目，早年在作战中活捉过负责清军在泸州一带的团练事务的马新贻。因为看清了捻军没什么前途可言，张文祥便对马新贻礼遇有加，还把自己的兄弟曹二虎与石锦标介绍给马新贻。四人很快结拜为兄弟，马新贻也被放走。而回到清军的马新贻也按照他们此前的商议，将张文祥三人招降。

后来马新贻步步高升，张文祥三人在清廷便也得到了不错的差事。可张文祥还是觉察到马新贻随着地位的提升对他们三人日益疏远。在马新贻与曹二虎之妻偷情一事暴露后，四人的兄弟情随之破裂。

有关刺马案发生的缘由，其中好几种观点都或多或少的与马新贻和张文祥的这些早年恩怨有关。不过虽说这种弟兄反目成仇的"戏份"历来都是吸引眼球的，但"刺马案"能成为一出"经典"，还有更复杂的政治可能。

这第二"奇"，便是慈禧太后和名臣曾国藩都与马新贻有关。据称，在马新贻奉命前往南京任职前，他曾被慈禧太后召见。慈禧对马新贻说了什么这无人知晓。但据说马新贻在离开时"大汗淋漓, 朝服湿透, 惊恐万状"。且在拜见完慈禧后，马新贻还交代家人："我此次去, 凶多吉少, 万一有不测, 千万不要到京告状, 要忍气吞声, 方能自保。"据马新贻的后人透露，马新贻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反常，是因为慈禧命他秘密调查在清军攻下被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后，太平天国国库中的金银到底去了哪。

太平天国国库里的金银都去了哪，曾国藩恐怕就是最清楚的那个人。同治元年

（1862），曾国藩命其三弟曾国荃率湘军攻向南京。在一路西进后，同治三年

（1864）七月，湘军炸开了南京城墙，随后攻陷南京。

清军进入南京后，血洗这座古城。太平军死得死，逃得逃，将搜刮在国库里的财宝大量滞留。可待到慈禧得知前线战况，清点缴获物资时，却觉着这"收入"和这么久以来的"支出"着实不搭。慈禧命马新贻查办此事，马新贻因而被曾国藩派人刺杀一说由此而生。

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曾国藩在湘军入南京城后任贪婪的湘军四处劫掠，随意虐杀南京城内的平民。他趁乱贪些太平军留下的财宝，比较起来根本就不算什么难以置信的事。

在马新贻遇刺后，曾国藩又以新任两江总督的身份奔赴南京。刑部尚书郑敦谨也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同行，去督办"刺马案"。结果在郑敦谨等人对张文祥再度会审后，曾国藩与郑敦谨联名上奏，称"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而原拟罪名，即先前由张之万和梅启照等人所上书的："凶犯张汶祥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张文祥背后没有主谋，"尚属可信"。一个"尚属"，再加上最初审理主审的张之万在审问期间拖拖拉拉，梅启照又是曾国藩的幕僚，这份上书怎么看都有些缺乏说服力。而后曾国藩又和郑敦谨来个联名上书，这说服力又打了一层折扣。

且在马新贻与张文祥有私人恩怨、曾国藩可能贪了太平天国国库的种种传闻之外，还有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买凶杀害有私仇的马新贻一说。

张文祥行刺表现地太过理直气壮，马新贻与多人有私仇，查办案件的官员又有种种异常举动，这场刺杀便终究没能尘埃落定。但也正是因为这场刺杀牵扯，至少可以牵扯到太多，它才被和当时摇摇欲坠的清廷联系起来。我们虽不能一叶知秋，但从马新贻的意外里，我们还是可以窥得不少故事。这大抵也是它能成为一桩奇案被人们在意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