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历史叙事中，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郑成功均以复台的功绩被民族英雄的光环覆盖，其真实的历史形象被荒诞不经的传说和正面无私的脸谱覆盖，成为端坐台南延平王庙里名副其实的一尊神像。其本来的面目反不被人所关心，从人的角度看，既是一种幸运，也隐含着一份无奈。
因为其时距今不过五百年，其经历交集于中荷日等数国，郑成功的事迹因而得到多方记载，钩稽探赜之后，我们便可略窥国姓爷的真容。更从全面的角度理解那次横越海峡的壮举背后的意义。
剥离了泥塑修饰的郑森与中国传统歌颂的英雄至少从性格上说完全不符，如果让我通过种种历史记录进行评价，我想“外刚内荏”或可勾勒其神。外刚既表现在他在国难之际对异族政权的坚决不妥协，也表现在他对人苛刻。郑成功是一个坚定的抗清英雄，但绝不是一个可以亲近的领袖、朋友甚至是亲人。
据Busquets《Los Frailes de Koxinga》所载，郑成功对下属不满时，通常“不以通过威胁或责骂的方式表达愤怒，而是发出令人胆寒的假笑”。对待下属的错误，他几乎没有一点宽容。根据跟随郑成功征战的税吏杨英所著《先王实录》记载，
“藩（即郑成功）大阅操，吊各提督、统领、镇营就演武亭合操，照五梅花操阵法，如对敌赏罚军令。另设宴陈乐，宴各镇将，大小将官，赉赉有差。时左提督郝文兴督操，队伍不齐。藩阅之，吊文兴就操场令责四十棍，诸镇将跪劝免，实降一级，督操官陈武捆责百二，贯耳游示。文兴因此悒悒，惊忧抱病。林胜（戎旗镇守总兵官）捆责二十棍。护卫前镇陈尧策操不如法，藩令改（当作“解”）兵柄，委管浪琦地方事。以左先锋副将蔡飞管理护卫前镇事。”这位刚刚获得晋升的蔡飞却比前任更背时，刚一上任，“时马得功率兵乘夜骤至，冲散其营，蔡飞引败兵来见，立斩以徇。”
郑成功不仅对部下的错误毫无一丝宽容，对亲人亦是如此。平台后不久，郑成功得知自己长子郑经与自己另一个小儿子的乳母私通，不仅要赐死自己的儿子和与其私通的乳母及两人生下的逆子，还要把自己的原配夫人以治家不严之罪一并处死，即便郑氏族内所有人一起反对也不收回成命，几乎逼得自己在大陆的根据地全面反叛。只因郑成功的突然暴毙才让这场内战消弭。
以上大概不难理解施琅、黄梧等人为何因小事获罪而叛逃清朝。喜怒难测，轻罪重罚，不留余地，下属自然难有稳定的安全感。郑成功这种过刚的秉性可能和其不幸的经历有直接联系。生于日本，发蒙之际来到陌生的中国，与生俱来不被认可的异域烙印必然伴随着他的大部分童年。或许正是为了抹去自己的另类气质，融入主流的精英阶层，童年和少年的郑森为学极为勤奋，被当世大儒钱谦益赐字“大木”，视其为可雕的大木（与孔子所谓不可雕的朽木相对）。而大好年华的青年本可有所作为，却又适逢家国大变，父亲降敌，母亲死节，天乱进一步激化其内在的矛盾意识，以强饰弱，愈柔愈刚，外在刻意的刚强恰好映射的是内心极度的不安。而过刚易折，性格的缺陷更为其失败的人生渲染了悲剧的色调。不惑之年“抓面噬指”而亡，不禁让人唏嘘。
在其父郑芝龙降清之前，国姓爷本不谙行伍之事，只因突然的家国巨变突然投身军旅，早年在沿海与既不属于清也不属于明的各种地方武装作战，逐渐积累军历和威望。后突袭厦门，从诸郑氏兄、伯手中夺回家主之位，而后转战闽越，与强大的清朝作战，直到以十余万大军兵临南京，又须臾间土崩瓦解，转战台湾求取一方抗清新基地。从历史记录详细考察，我个人认为郑成功的军事思想总体偏保守，虽也有过利用潮汐率舰队巧入海澄县和鹿耳门的出其不意亮点，但他大部分的胜利要么是打山寨的流寇，要么是利用本土作战的情报优势设伏击败强大的清军。虽然可以肯定郑成功熟读兵书，如上文引用的《先王实录》可知，郑成功让军队熟练操习“五梅花阵法”在内的许多战阵，但这些特点综合起来看，郑成功更像一位典型的明代文人将军，而非戚继光那样的武将。事实上，如果不是明朝灭亡，郑成功最大的可能就是通过科举跻身士大夫，而不会成为威震东南的海王。
郑成功的保守还主要体现在他一旦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且面对难以巧取的坚城时，更愿意选择围而不攻减少牺牲，坐等对方来降，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一点不仅在他围困南京得到验证，还在他攻打热兰遮城堡中再次应验。
比如，在《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中我们仔细看看当时热兰遮城堡附近的地图可知。
热兰遮城堡位于与陆地只有一条很窄的水道（窄峡）的一座沙洲上。城堡东方正对热兰遮城镇（有叫大员镇或台湾镇，台湾岛得名即是于此），南方则是一片长满菠萝的丘陵直到通往大陆的那条窄峡。在南部的那片丘陵中，有一个山丘位置最高，可以俯视整个沙洲。荷兰人为了防止敌人居高临下攻击城堡和城镇，便又在那里修筑了一座碉堡（乌特勒支堡）。
郑成功于1661年4月30日突然带数百艘战船渡过北部沙洲之间的鹿耳门进入大员湾，进而完全控制了整个港湾。接着不久就迫降沿海陆地的城镇普罗民遮城和赤嵌城堡，又登陆热兰遮城镇，将剩余荷兰守军完全围困在热兰遮城堡和乌特勒支堡之内。在这种时候，只要稍微有些许军事常识的人就应该能够想出策略，以两万多人围困这区区不到两千人的城堡，在火力不输给对方的情况下，自然应该以大炮先攻击山丘上的碉堡，从窄峡登陆沙洲，穿越那一片山丘，不惜一切代价攻下碉堡，再居高临下轰击城堡迫使其投降。或者在热兰遮城镇和热兰遮城堡之间修筑高大的土木工事，人造一座高于城堡的沙丘居高临下轰击城堡。
那么以上两种方案可不可行呢？我们且看书中这一段描述：
“他和手下的军官仔细研究了这个区域。热兰遮镇外围矗立着一座市集，位于平原上，与热兰遮城堡对面相望。当初国姓爷的非洲火枪手曾经躲在这里狙击敌人。在市集南边，位于一座废弃的木材堆置场后方的，是一片能够清楚望见碉堡的空地。若把大炮架设在那里，即可轻易击中碉堡。碉堡虽然能够回击，这个地点却可以阻挡来自城堡的炮火。国姓爷的指挥官决定从这片空地对那座碉堡发起攻击。”
可见在热兰遮城镇和热兰遮城堡之间确实是有地方处于城堡的射击死角，可以攻击后方碉堡的。那么既然这个位置可以攻击到位置更高的乌特勒支堡，难道不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垒沙丘攻击更矮的热兰遮城堡吗？同时需要强调一点的是，上述引文中郑成功准备对碉堡发起炮击时已经是在战争已经过去近半年，郑军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而荷兰方面则得到了来自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援军后才急冲冲决定的。难道熟读兵书，征战十余载的郑成功一直想不到这么浅显的办法吗？可见非不能，而是不愿。郑成功从一开始就抱着减小牺牲，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想要以围困攻克堡垒。直到最后得知清军可能加入荷兰人的阵营，郑成功才迫不得已还是选择以山丘上的碉堡为突破口，逼降热兰遮城堡。而到那时候，郑军已经因粮食匮乏、高山族的袭击以及围城期间的战斗减员近半。如果一开始就想办法强攻，或许伤亡反而会比刻意避免牺牲带来的损失更少。
还不得不说的是，郑成功是一个过分自恋的人，在优势兵力围困的情况下他往往容易轻敌而缺乏警惕。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极围困，不严密防备敌军的来援，作围点打援的准备，也不积极修筑围城工事从现实和心理两个层面压迫守军。这一点也是在南京之围和在热兰遮城堡围攻过程中反复出现。区别仅仅在于后一次国姓爷有赖天助，恰好巴达维亚舰队来援，郑军完全放松戒备，东都明京（郑成功给普罗民遮城镇取的新名字，作为郑氏在台湾的大本营，也是今台南的前身）只有几百守军的时候，天气恶劣，让荷兰舰船无法迅速登陆突袭郑军大营。更幸运的是荷兰援军指挥官缺乏军事经验，白白错过突袭的最佳时机，既不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天气困难登陆作战，反而花了一周时间跑到澎湖去抢农民的牛，让郑军有机会重新集结。而南京的清军却没有犯这样愚蠢的错误，所以郑成功围困南京失之东隅，却在台湾收之桑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役，则可以看出，复台的结果并非是不可改逆的注定。尤其考虑到台湾在当时本就是中国此前未能有效统治的化外之地，这个结果就更显天幸。我并不赞同作者欧阳泰过分夸大郑成功的军事才能，但却十分认同他所说，非人力可控的自然力量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键点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