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的父母走了，就不再想让他受最后一点委屈，但对父母真正的哀悼送丧，真的和挥霍和铺张正相关吗？
《弟子规》曰：“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
儒家伦理讲孝道。表现在丧葬上就是要有郑重的规格，有礼到的尽心，这也是个“孝”文化中尊重逝者的最起码要求。
丧葬文化，祭祀礼节，实际就是一种仪式感。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仪式感远远比内容重要，尤其是丧葬仪式，可能更能让我们心回虔诚，心存敬畏，让我们更懂得天地良心，懂得人生的责任。
仪式感就是尊重情感表达的最好方式，死者虽然走了，但他的德行仍在，仪式的表达，一方面让先人放心，追忆过去点滴中我曾听过的教诲；另一方面仪式感更是绝别的符号，让绝别的伤感在仪式中交接，生死的变故也就成了教化，礼仪的程序也更多了死亡的冥想里的感悟。
这是一种让我们重理梳理人生的庄严，唯有庄重，我们才能感受到逝者所奉献给我们的爱的重量，通过沉甸甸的爱，让感恩在重量中传承，反哺知恩也就有了以身作则的现实意义。也唯有如此，才能在真诚的理解里，深深体会“仰不愧为天，俯不怍于地”孝道文化。
但现代许多丧葬气息却完全背离了儒家文化之内核，一味高调，却不懂的庄重，一味喧嚣却充斥着浮躁。看似尽心尽力，却背离了“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亲情里内涵的链接。
逝者有知，是否也要透露出这样的无奈。这样铺张的丧葬里是不是真的在缅怀着父母，或者实现自我净化的初心？是不是更多的下意识还是回到了两个假设：
要不了是因为自己生前对父母不能凭心奉养，良心不安，通过隆重丧礼进行赎卖，要不就是通过父母的送终规格去彰显自己的成功。
什么是对逝去的亲人的尊重、感恩和顶礼？也许《朗读者》栏目推送的两篇追忆亡文很能给我们启迪：
第一篇，贾平凹追忆母亲：
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二十天，我妈就三周年了。
三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的呀。
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十四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的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棣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她闭着的眼是再没有睁开，但她肯定还是认为她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因为她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她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
三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哩，妈想哩!这三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哩。
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
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得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么。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棣花来西安了?
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
整整三年了，我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
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
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又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
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第二篇文章，三毛追忆荷西：
丈夫失业快一年了。有一天，我们去了大菜场，买了些最便宜的冷冻排骨和矿泉水，就出来了。不知怎么一疏忽，丈夫不见了，我站在大街上等，心事重重的。
一会儿，荷西回来了，手里捧着一小束百合花，兴冲冲地递给我，说：“百合上市了。”那一瞬间，我突然失了理智，向丈夫大叫起来：“什么时候了？什么经济能力？你有没有分寸，还去买花？！”说着我把那束花“啪”一下丢到地上，转身就跑。
在举步的一刹那，其实我已经后悔了。我回头，看见丈夫呆了一两秒钟，然后弯下身，把那束撒在地上的花，慢慢拾了起来。我往他奔过去，喊着：“荷西，对不起。”我扑上去抱他，他用手围着我的背，紧了一紧，我们对视，我发觉丈夫的眼眶红了。
回到家里，把那孤零零的三五朵百合花放在水瓶里，我好像看见了丈夫的苦心。他何尝不想买上一大缸百合，可口袋里的钱不敢挥霍。毕竟，就算是一小束吧，也是他的爱情。
四年以后，荷西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去看他，我跟卖花的姑娘说：“这五桶满满的花，我全部买下，不要担心价钱。”以后，凡是百合花上市的季节，我总是站在花摊前发呆。
一个清晨，我去了花市，买下了数百朵百合，把那间房子，摆满了它们。在那清幽的夜晚，我打开全家的门窗，坐在黑暗中，静静地让微风吹动那百合的气息。
世上最爱我的那个人走了，历史多少次重播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故事。我们总是觉的我们有无限的时间，总是有太多太多的事需要我们用时间去实现，只要实现了抱负，自然换取回金钱，让父母生活更好了，也就奉献了我们最大的爱心了，但这真是父母需要的吗？
母亲走了，贾平凹再不能感受到母亲窸窣的唠叨，但正是这种唠叨让贾平凹总能有那点爱的牵挂，但贾母在对儿子牵挂中最在乎的是什么？肯定不是贾平凹灿烂的文字，也不是著名作家对他的安慰，而是就是那一点点很小的索求，一种母子连心，牵挂中给她细心回馈的期待。
钱文忠在《百家讲坛》曾提到过这样一则调查，《广州日报》在母亲节这一天随机采访了一些母亲和孩子，记者问这些做子女的：“请你们谈一谈，将来会如何对待自己的母亲”。
这些儿女基本是这样回答的：“我要挣大钱，好好回报我的母亲”。
但母亲这边的答案又是什么呢？对于孩子孝顺的期待，竟然没有一位母亲提到了钱，虽然回答各异，但总结成一句话，96%的母亲都是希望孩子的孝顺，就是他们多回家看看。
孝，理解的偏差，也许我们真能倾听一下父母的真正需要，然后尽量克服困难去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但就是这个最简单的常常回家看看，我们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讲到丧葬文化，亦然如此，想让父母风风光光的走，可能这还是我们自己理解的父母的需求，真正的父母在天之灵，可能更多的是不是还要再轻搂一下你的头发，他的灵魂虽然走了，但他的爱仍然在与你链接，恨不得，再能陪伴你走完更长的人生，一起体味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慎终追远，丧礼的庄重，是要一些棣花乡下的习俗，就像高堂还在庭院般，精心准备一场仪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刻骨铭心的爱是不是体会到了三毛对荷西的那种追忆。
这里没有高大的香炉，没有哀悼的乐队，甚至我们都不需要形容词，有的只是记住那些琐碎的细节，可能这才是世界上最美的，也是最让人泪流不已的祭奠。
“孝”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拿出我钱包里最后一枚硬币只买一朵纸花，也可如三毛，想象爱的人就在那里，随手买下了数百朵百合，在那清幽的夜晚，与他，共同感受微风吹动那百合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