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是我的不惑之年，也是我从象牙塔进入附中担任英语教学的第十五个年头。
如果说这十五年的教师生涯是一棵小树，这棵小树的种子则源自于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虽只是一介农妇，却也上学九年，甚至当过几年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也学过几年中医，当过一阵子乡村赤脚医生，喜欢打牌，也喜欢读书，对人对事颇有些与众不同的见地。同时，她又与万千母亲一样，希望子女一辈子稳妥有靠。“在任何时代，一个国家，文教卫生总是需要的。”——这是母亲凭着她所能见识的古今故事和人生阅历所形成的观念，朴素而隽永。耳濡目染之下，我也深以为然。记得小学时，老师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便已经回答是要当老师。高考，我如愿考取湖南师范大学。
然而，由于遗传加之挑食，我身高不足一米五。就读湖南师大后，每年假期回家，知道我未来将担任教师的邻居和亲友们总喜欢拿身高取笑，“冰伢子要站上讲台，脚下得垫几块砖才行，不然，恐怕站上讲台学生也看不见呀”。意思是我个子矮小，恐怕压不住学生们，其实也是一番担忧和关心。
幸运的是，母亲从不赞同这样的玩笑，总是很坚定地告诉我，一个老师的威信靠的是“肚子里的墨水”，而不是什么身高。所以，一路走来，站在讲台上，我从没有因为身高而自卑过。相反，个头的不足，反而让我格外注意努力提升自己，靠实力站稳讲台。
1998年高考，我所报的教育学和心理学两个专业开始大热，我无奈接受调剂学了历史。但一直对专业兴趣索然，精力多半用来学了英语和看杂书。然命运弄人，大四我竟意外获得保研资格来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读研期间，我对历史学习的倦怠达到峰值。同时，我发现自己一直比较擅长和热爱英语。这为我从事英语教学埋下了伏笔。
然而，我真正能够实现从历史到英语的跨越，则离不开万文循老师的知遇之恩。
万老师是当时的文化课教研室主任，同时也是英语老师。第一次见到万老师，是在2004年下半年北师大的专场招聘会上。那时的万老师，约摸五十多岁，头发已有些花白，穿着却非常整洁得体，说话时总是微微笑着，声音颇有磁性，令人如沐春风。然而更令我感念难忘的，是万老师温和的言语，待人的宽容。
当时，从小喜欢唱歌的我一看到音乐学院附中招聘这几个字，不禁两眼放光，热切希望自己的教师生涯能够浸润在音乐的摇篮里。
看到招聘启事上既要招一名历史老师，也招一名英语老师。我灵光一现，问收下简历的万老师，“其实我对英语教学更有兴趣，也有英语教师资格证，是否可以尝试？”万老师稍作沉吟，很和善地说，“可以”。这令我喜出望外。
当然，试讲和考核的过程是毫不含糊的。记得当时的附中还在恭王府旧址，地属西城区，试讲时除了万老师和教研室其他几位英语老师，还专门请了西城区英语教研员听课。经过几番考核，我很幸运，全部通关。
虽然我一直热爱英语学习，也有几分语言天赋，但由于非科班出身的先天不足，眼见身边的同事们都是名校英语专业毕业，要么北师大，要么北外，难免心中惶恐，底气不足。幸运的是，万老师从不因此嫌弃，反而多次鼓励我好好利用自己与众不同的专业背景，做有自己特点的英语教学。
此外，初为人师，大大小小的错误和问题我没少出。然而，每次温和地帮我指出之后，万老师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没关系，慢慢来”。
可以说，正是万老师，亲手将我这棵小幼苗栽在了附中这片土壤里。
如今，岁月更迭，十五年过去，万老师早已退休，我这棵当初的幼苗也长大了些。未来，唯有更加努力地生长，方不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