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狂欢之罪

2026年万圣夜,武汉江汉路。一群装扮各异的年轻人围住一辆网约车,往车上扔垃圾,在车窗上涂写辱骂的字句,给轮胎放了气。司机被困在车内数小时,没有冲出来对峙,只是坐在驾驶座上,一遍遍给乘客打电话解释自己为什么到不了。没有预谋,没有深仇,事后回看,这件事里似乎找不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恶人”。


汉娜·阿伦特在旁听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平庸之恶”。法庭上的艾希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看起来只是一个温和的、循规蹈矩的普通人,甚至因为受过良好教育还显得彬彬有礼。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亲手把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送进了毒气室。这个概念后来引发了很多争议,但它确实让公众开始认真审视一件事:恶,未必长着一张狰狞的脸。它有时候就藏在“大家都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开个玩笑”里面。

戴上面具,换上戏服,说一句trick or treat,平日里的身份、分寸、顾忌,好像都可以暂时搁在一边。那些围住网约车的年轻人,未必在出门时就商量好了要去欺负一个陌生人。但在那个夜晚,“狂欢”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心理台阶:今天不一样,今天可以过火,今天不必太认真。

问题就出在这个“不必太认真”上。扔一个奶茶杯,在车窗上写一句脏话,给轮胎放一点气——单独拎出来,每一件都够不上“大恶”。可当这些事叠加在一个被困车内四小时、无法离开也无法反抗的中年司机身上,它就不再是玩笑,而是一场缓慢的、众目睽睽之下的羞辱。那个司机全程没有冲出来,只能坐在车里打电话。这种克制,是一个弱势者在不对等场景里仅剩的自我保护。而围在外面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在“作恶”——他们只是在过节,只是在“闹一下”,只是“大家都这么干”。节日语法最危险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制造恶人,它只松开缰绳。

可缰绳松开之后,为什么没有人把它重新系上?因为人一旦融入足够大的群体,自我觉察会下降,个人责任感会被稀释。孤立的个人可能是有教养的,但在群体中却可能做出他独处时不会做的事。江汉路那晚的人群,并不是有组织的暴民。他们是一群彼此不相识、被节庆气氛临时串联起来的年轻人。恰恰是这种松散而匿名的状态,让“谁扔的”“谁放的”变得模糊,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反正不止我一个”。

但这里需要做一层辨析:解释群体的心理机制,不等于取消行为者的责任。一个人可以在群体中失去清醒,但他在失去清醒之前,仍然有过选择靠近或走开的余地。围上去的人里,有人动手,有人起哄,有人举着手机拍。沉默的围观同样是一种参与,因为它向动手的人确认了“这里没有反对”。法律界人士已经指出,扔垃圾、涂写辱骂、砸窗放气,涉嫌故意毁坏财物和公然侮辱,取证困难不等于事情没有发生。理解“去个体化”是为了警惕它,而不是为了原谅它。

如果群体的匿名能让判断力短暂休眠,那么判断力本身又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先秦的思想家们早就吵过一轮。孟子讲“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按这个框架看,那晚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年轻人“天生就坏”,而在于恻隐之心被节日的喧闹盖住了,羞恶之心被群体的匿名稀释了,是非之心被“大家都在做”的从众压下去了。善端没有消失,但它没有被调用。荀子则从另一头提醒我们:如果放任本能和欲望自行其是,社会就会滑向争夺与混乱;善是后天礼法、教化和自我约束的结果。那场围堵恰恰展示了约束缺席之后会发生什么——当节日的临时规则取代了日常的文明规则,当群体的起哄取代了个人心里那句“不应该”,未经约束的人性倾向就浮了上来。

孟子和荀子并置,不是为了判谁对谁错,而是为了获得一双眼睛:孟子让我们不放弃对善端的信心——围观者里一定有人感到过不安,只是那份不安没有变成行动;荀子让我们不低估规则和公共文明教育的必要——不能指望每一次善端都自动战胜群体的裹挟。恶不需要多么狰狞的本性,它只需要判断力短暂休眠,约束机制短暂缺席。

那么,当我们批判“平庸之恶”时,锋芒该指向谁,又不该完全指向谁?如果只指向“这几个大学生素质差”,批判就变成了简单的道德泄愤。下一个万圣节换一群人,同样的事可能再来一遍。如果只指向“群体心理”或“社会结构”,又容易滑向另一种危险:把每一个具体的人所做的事,溶解在“大家都这样”的叙事里,仿佛没有人需要为那只扔出奶茶杯的手负责。平庸之恶的“平庸”,恰恰在于它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它不是艾希曼那样遥远的极端案例,它就在一个节日的夜晚,在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间,在一句“开个玩笑而已”的自我说服里。承认这一点是冷的。但冷过之后,才有可能谈温暖。

温暖不是廉价的同情。那个司机需要的,不是事后一句“好可怜”,而是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有一个人停下来,把对面那个人从“挡路的障碍物”和“狂欢的道具”里重新辨认出来——他是一个在万圣夜还在接单谋生的人,一个被困四小时只能打电话向乘客解释的中年人。

温暖的第一步,从来不是施舍善意,而是恢复“面对面”的能力:把具体的人,从群体的背景里重新看见。在一个越来越容易被“我们”裹挟的时代,守住“我”看见“你”的能力,或许才是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清醒。面具可以戴,狂欢可以有,但别让一张面具,遮住另一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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