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因出差来到北京。大约是首都的水土不服，我咳嗽不止，在同事的推荐下去看一位有名的老中医。
诊室里，老大夫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正要问诊时，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瘦弱的女人带着哭腔说：“大夫，我跑了好几趟都没挂上号，求您看看孩子......”
我回头，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她眼窝深陷，泪水止不住地流，身边跟着个七八岁的男孩，怯生生地拽着她的衣角。我有些不悦，老大夫却温和地让她在一旁等候。
就在我打量她时，她突然瞪大眼睛，喊出了我的名字：“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娟子......”
时光在那一刻轰然倒流。
我努力在记忆里搜寻——除了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眼前这个憔悴的女人，怎么也无法和从前的娟子重叠。
十多年前，我刚毕业来到陌生的城市，住在八人间的宿舍。娟子是我室友，在五星级酒店工作。每天下班，她总会把自助餐的剩菜精心打包回来。我和欢欢常常去接她，三个人提着餐盒穿过霓虹闪烁的街头。虽是剩菜，在我们拮据的日子里，却是难得的美味。
记得第一次摆地摊，是娟子带着我们。不知她从哪弄来几大包T恤，自己扛着最重的行李袋，我和欢欢合抬一包还累得气喘吁吁。夜市里无人问津，娟子却毫不气馁，借来喇叭大声吆喝：“门店清仓，便宜好看的短恤！”她编造着服装店倒闭的故事，引得路人驻足。那晚我们卖出去不少，后来旁边的摊主都来照顾生意。很多年后回想，仍觉得不可思议。
娟子最是仗义。欢欢突发阑尾炎需要手术，我们凑不齐住院费，是娟子取出全部积蓄垫上。她日夜照顾，直到欢欢家人赶来。同病房的人都夸：“你这个姐姐真好。”没人知道，她们并无血缘。
后来娟子升职加薪，请我们吃了顿大餐。可惜好景不长，父母逼她回乡结婚。临走前，她把我们托付给酒店的大叔，让我们还能偶尔去蹭饭。大叔叹气说：“其实你可以做自己。”那时我们不懂这句话的分量，只顾为她即将披上婚纱而高兴，却看不见她眼底的忧虑。
“走吧，我们去缴费。”娟子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看着她从破旧书包里掏出零钱，一遍遍数着，我的心揪紧了。我假装逗孩子玩，不忍看她窘迫。
餐厅里，她执意要请客。我按住她的手：“你请我们吃了三年饭，今天该我请了。”她有些不自在，但没再推辞。
安静的氛围里，我终于问出憋了十年的话：“你过得好吗？”
这句话击碎了她所有的伪装。泪水决堤而出，我的眼睛也模糊了。她断断续续讲述着这十年：不幸的婚姻，因孩子生病被赶出家门，她曾经背着孩子捡破烂，在饭店帮厨，如今摆摊卖早餐。这次是攒够了钱，带孩子来北京治病。
“孩子会好起来的，”她擦干眼泪，“就是需要十多万......”说完又强装乐观：“日子会好起来的。”
虽然她也知道欢欢在北京发展，但唯恐打扰她，原本我来首都也没有联系这丫头，也许我一个人不知所措，也许担心欢欢怪我，我还是悄悄联系了欢欢。首都虽然同城，却也遥远，两个小时后，欢欢匆匆赶来。我们才得知，娟子刚带孩子到北京，根本无处可住，打算在医院陪床度过入院前这一周。
在我们的坚持下，她终于接受帮助，住进一家可以做饭的民宿。好心的老板了解情况后，不仅优惠了房费，还提供餐食。我和欢欢凑了些钱，悄悄塞进她的行李。
一周后手术后去探望，临别时，欢欢把准备好的康复费塞给她：“就当是借的，以后宽裕了再还。你要是不收，我们就当不认识。”她这才含泪收下。
后来听说孩子康复了，娟子依然每天出摊卖早餐，还想盘个店面。我们相信，这样一个坚韧的人，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十年，在年少时觉得漫长，如今却如白驹过隙。这十年里，一个明媚的少女蜕变成了坚强的母亲。往后的十年，惟愿她平安喜乐，重新绽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