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围绕着存在、自由，我是我自由的全部。
1.妥协与内心的宁静
在1941年，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波伏娃回到巴黎后，试着接受国家失败后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挫败与妥协。为了保住学校的工作，签署了文件证明自己不是犹太人；在黑市购买食物；将爬满蛆虫的猪肉刮干净，变废为宝；忍受新政府的道德说教。
这期间她开始大量地阅读，在书籍中寻求到熠熠生辉的万物之正确感，一旦离开图书馆，残酷、肮脏的现实又将到来。
在遇到艰难、摆动之事时，让自己沉浸于浩瀚书海中，会减轻焦虑感，会感受到原来生活不只有我这一种活法，世界接受千千万万种……
2.局部自由，呼吸的空间
在纳粹开始颁布反犹规定后，走进充满熟悉面孔的咖啡馆里，空荡荡的座位，那意味着一个个存在的消失，就如进入了虚无之境，压抑。
在管控之下，小规模的反抗会鼓舞人们。这是人们在顺从与反抗之中，找到的平衡之道，来疏导压抑的情绪。在纳粹期间，萨特、庞蒂都创立过抵抗小组，他们做一些非公开的抵抗之事，在可能的时候，为了维护仅剩的自尊，冒险做些无理的举动。比如粗鲁地给德国人指路；在桌上留下一堆反对卖国者的书；用国旗的几种颜色服装搭配出门；夜骑“自由”地带边境。但他们也会在学生将法西斯元帅画像摘下后，为保护学生命令他们挂回去。
3.要么前进，要么消亡，快选择吧
在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中，他尽可能寻找在虚无主义的边界中，找到超越虚无主义继续前行的方法。国王西西弗违抗诸神，被判罚无休止推一块石头上山，但是每到山顶，石头便会脱落，一切周而复始。这不正是我们的生活？
萨特认为我们不明白人生的根本问题，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停下来思考，但是当某一天，我们突然脑子里萌生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会万分惊愕并感到疲惫，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呀？
对此加缪提出，这个问题答案就是一种决定，绝非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放弃还是前进。如果我们前进，我们便要接受人生之无意义，但你仍然可以选择开心、积极的生活。
一切都在妥协，但一切都还在继续。该怎么生活？
书中，提到保持冷静，继续前进。这种论证之下，生命似乎好无奈，人就如正处于恶的世界，一切源于痛苦，只有让自己不断脱离轮回，克欲、满足，让自己叠加微小的幸福，覆盖虚空般浩大的无意义感。
4.正常的存在本身就存在意义
但关于意义这个事，萨特、波伏娃，并不接受加缪的观点，我想如果大家也不认为赞同人生的意义的虚无，也许会更理解萨特他们的观点。
萨特他们认为即使在宇宙的尺度而言，人生也绝非虚无荒谬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真实的意义，这个意义对于每个人都不相同。在我们经历之前，经验本身就充满了意义，在他人眼中无关紧要的一个明信片，于你而言却是真挚的友情；在懂足球的人眼中，一场球赛的胜利、失败都充满着极大的意义，只有不懂的人眼中只看到一群人跑来跑去。
但当我们面临病理性的崩溃或者刹那间的晃神之时，我们会出现意向性的失败，就是对于事物感到疑惑，不明其意；我们开始看不懂一场球赛、看不明人与人交流的意义、甚至一个门把锁我们也感到疑惑…只有出了差错，生活才会变得虚无，就如电脑卡顿般，运算出无意义的词条。
因此觉醒的人，是一个有目的做事、对所做之事充满信心的，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5.极限的自由——我
我们害怕自由，自由代表选择、负责的沉重，因此人们往往会选择逃避，但我们永远逃避不了，我们便是自由本身。我的意识很明确是我自己的，不是他人的，但它没有真正的存在；只有当它指向其他事物，也就是与事物产生联系之时，它才存在，否则什么都不是，只是虚无，仿佛石头一般。
当我们看向自己，会贴上许多性格标签，把自己定义为某种特性，但是人是混沌的，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定义你。萨特更进一步说，除了我们要成为的人，其他真的什么都不是。
到了如此自由的程度，势必会产生焦虑，拥有的行动自由越多，就会越焦虑。去年，我纠结于是否要转岗，光是有这第二个选择就已让我焦虑的不行，当我排除选择确定方向后，那种焦虑感便又逐步消失了。
如此自由的人生，我们且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并非如此，我们会有希望达成的事情、目标，因此我们常常会遵循总的方向，并且把长期的决定变为现实的限制。因此在工作日清晨7点的闹钟响起之时，我们虽然痛苦万分，但是仍然会乖乖下床；为了达成社会成就，我们会设置手机使用时间，避免过度“浪费”时间；我们会觉得得事业有成，得有房，得找个有钱的人。这些让我们感到不自由，让我们不需要去选择，“只能这么做”。似乎不选择，就不需要负责。
为了不那么自由，衍生出自我欺骗，我们用种族、阶级、民族、历史、工作、家庭、遗传、童年影响、事件、性别，甚至所谓的潜意识影响，实际上都是在为自己不愿为选择负责而自欺。比如我没有学习，是太忙了；我很自卑，是因为原生家庭……
当然，我们并不处于一个完全开放的虚空进行选择，我处于某种“遭遇”之中，为了摆脱它，我采取了什么行动。但我们正因为这些“遭遇”而有了自由的行动，否则我便成为了虚空。我们经历的事实，带给我们意义，让我们获得自由存在。但因为事实有时残酷至极，在那个当下似乎所有的选择都丧失了，似乎“自由”也丧失了；也许我们不能选择某些经历，但我们可以自由的赋予事件意义，可以选择我如何看待它，甚至仍然自由的行动。
但自由存在代价，我们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每个参与抵抗运动的人，除了承担着生命危险，还要承担着将朋友、家人置于危险之境的道德负担、谴责；每个在激进奋斗年代退下的人，需要承担缩衣紧食，过着平淡的日子；每个不愿生孩子的家庭，要承担着家人的不解与施压。
6.人具有一定目的性与社会性
波伏娃认为一个想停下来永久休憩的人比不上一个竭尽全力继续前进的人。她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当孩子说“我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而是觉得他有问题。而成年人，在悠闲之中也会很快感到厌倦、无味。我们无法在休憩中成功，只能在不断前进、超越，直到无事可做。
萨特经过战乱之后，发展了一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观点，认为人类生活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社会性。他认为战争已排除了所有只想自己过小日子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世间，只有不断妥协、调整，没有人可以超然物外，每个人的手都很脏。
这与海德格尔的回应时代的召唤，非常的相似。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个人派，到直面历史要求的共生。
看到这只能说，“我”是由我的经历所塑造的，每个当下的我都是崭新的。在没有被时代召唤之前，我可以是天真的自私自利的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在时代召唤之后，我依旧可以选择听从或者搁置，从而产生不同的观念。
这便是我的自由，塑造我自己。
后续：《存在主义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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