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四年五月初八，端午节刚过去三天，是外婆离开人世的日子。

外婆走的这天，母亲刚6岁又2个月。

那天，外婆吃了端午节余下的粽子，喝了凉水，不多时开始上吐下泄。

下午，亲人们看外婆病的异常，就把她送到卫生站输液，中途外婆自己把针管拔了。

因为何种原因拔了针，我们不得而知，许是她自己认为还没严重到需要输液，许是怕花钱…，或是两种原因都有也未可知。

晚上，回到家不多时，外婆就走了，走的突然，走的毫无征兆，走的亲人们来不及做任何心里准备。

撇下外公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女儿留于人世间受苦受难。

外公在当时算是个文化人，一九五几年在市里上过中学，国家原本分配外公去教书，但他自己不喜教书，而后分配去煤矿窑当工人。

矿窑在外婆家附近，俩人由此相识结合。

婚后，小日子过得还算红火，外婆人虽小小个，但做事麻利；外公在矿窑工作，虽然辛苦，但好歹也算是个国家工作；要知道，那时的男男女女、青年后生都是在家下地挣公分。

外婆去世前，家里正准备盖新房，房梁瓦片都已买来，只等开工。

外婆这一走，房也盖不成。

家里三个年幼的女儿也因无人照管，6岁的母亲被送到20里外的亲戚家生活，4岁的老二也送到同村的亲戚家，不到1岁的老三送到几里以外的姑婆（外公的姐姐）家寄养。

原本幸福的小家，就这样被拆的四分五裂。

来年，母亲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外公接了母亲回来上学，老大回了来，老二自然也跟着回来。

人还没有灶台高的母亲，此时要开始学着洗衣做饭打理家务了，不学着做，就没得吃，没得吃，就得饿肚，够不到灶台的母亲，只得搬条板凳踩在脚下，这才总算免强把饭做熟。

这年，母亲7岁。

每日上学前，母亲把一天的饭莱煮够，中午下学回来，带着5岁的老二将就着剩菜剩饭喂饱肚子。

白天母亲去上学，老二在中堂玩，大外婆（外公兄弟的妻子）帮着照看。

等到老三也开始上学后，中饭三姐妹就聚着一块吃，老三一直在姑婆家寄养，但姑婆家离学校远，而外公家又正好在学校附近，所以，中饭在外公家吃，晚上再回姑婆家住。

日子虽然艰难，但仍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能说好，也没有更坏，直到母亲15岁，老二13岁，老三10岁。

老天爷见人安稳顺意了，就总想使点幺蛾子，这幺蛾子对老天爷来说，简直不算啥，就好比给人世间拂了一粒灰尘，无声无响，可这粒灰尘落到一个人身上，一个刚从伤痛中走出来的家人身上，就犹如给这个家庭压了一座大山、罩了一座黑塔。

二

一九七九年，母亲中学落榜，那个时候上初中是要考，考过了才能上。虽然心里有要读书，读好书的念头，奈何家务事缠身，分不出多余的精力在学业上。

落榜后，外公鼓励母亲复读一年，加上母亲自己也有此想法。

于是，在外公的鼓励下和自己的愿想中，母亲又接着复读了一年。至于复读后有没有考上，随后会交待。

一九八零年伊始，各乡各镇由原来的公田公社挣公分，开始实行分田分户单干制。

母亲家乡田地不多，按人头每人能分几分地，母亲家统共分到两亩几分地。

外公在矿上做事，在家时间不多。现在既是把田分了下来，就没有荒着的理。

这不，外公一边上矿窑工作，一边抽挤时间带着两个女娃（老三还在姑婆家）开始下地种起庄稼来。

随着分户下来，母亲的活也变得更加繁重，除了每日洗衣煮饭打理家务以外，还要下地种庄稼。

学业就更难于兼顾，待期末考试时，母亲弃考了，弃考的原因是，考不考得上暂且不说，即便，考上了接着读，家里这一摊活，也是没人做，索性就不考了。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去，外婆的离世，对亲人们造成的伤痛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渐被抛到了脑后。

毕竟，死去的人再活不转，活着人还得继续活下去。

时间走到了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的晚上，噩运再次降临这个可怜的小家庭。

这天晚上，外公照常在矿上做工，这时来了辆运煤车，运煤车没看到外公，外公也没注意到运煤车，就在这两方都没看到的情形下，运煤车撞上了外公，外公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已断了气，归西天。

由此结束了短暂的一生，走时年仅43岁。

这年，母亲15岁，老二13岁，老三10岁。

与外婆走的同样突然，同样毫无征兆，同样是亲人们，还来不及做任何心里准备，同样是五月，同样是晚上，同样是再次撇下三个还未成人的女娃，独自面对生活的艰辛与苦难。

外婆走时，女儿们毕竟还小，再说还有外公撑着，女儿们只知是没了娘，再得不到娘的爱抚，生活的艰苦并未真正懂得。

这次，都已半大不小，该懂的事，都懂；生活的苦，也是吃着过来的；往后的苦，更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摆着。

容不得母亲细思细想，今后的路该如何走下去，更没有时间去舔舐再次受伤的“伤口”。

外公的魂魄既已归了西，身体就该安息，后事总是要办。

懵懵懂懂的母亲，在亲友们的协助下，总算是把外公的后事给办了。

三

一九八三年六月初一，距离外公离世过去十天。这天，也是母亲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

外公生前是国家工作，又因在矿上意外身亡，事后赔偿了七百元了事，钱不是一次给到，而是转由同村的一个会计支取，母亲几次三番、三番几次地催讨，才一次给一点。

同年六月初一，乡镇兴办的爆竹厂开业，为体恤外公膝下未成年的女儿，故把母亲安排在爆竹厂做工人，当时能进到厂里做工人的，大多都是有关系的干部子女。

做工人，好说比下地种庄稼强，种庄稼的从年头忙到年尾，受苦受累不说，肚子能否填饱，还得看老天爷乐意与否。

同年七月十二日，母亲请假一天，给刚过世的外公烧新纸。

这假，请得巧，请得妙，也因此躲过了一场大灾祸。

当时工人们的宿舍租在爆竹厂附近，是一栋两层小楼，二楼放了些爆竹搞试验和发明。

当天，爆竹师傅带了些工人在宿舍做爆竹，正当工人们做得起劲时。

突然，砰的一声巨响，顿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房屋倒塌、残肢断臂到处飞；哭声、喊声、尖叫声、以及被火光点燃的爆竹噼里啪啦声，全部混杂在一起，犹如世界末日的到来，连同周围的房子也被震得玻璃瓦片四处飞。

老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总是要来。

平时工人们鲜少在宿舍做爆竹，偏巧这天来了，偏巧这天就爆炸了。

这次灾难事件中，两人身亡，其中一人是母亲同村的书记之女，其他工人受伤程度，或轻或重。

正是由于母亲这天请假给外公烧新纸，而躲过此难，这很难说，不是外公在冥冥之中庇佑了母亲。

爆炸事件后，负责人问母亲，是否还敢接着做爆竹，母亲想也没想就说：“还敢。”

说一点不怕，肯定是假，命再贱，总还有个活头，只是出于当时，再没有更好的出路，生存问题总要先解决了。

爆竹厂一做就是三年。母亲进厂两年后，老二也来了，在厂里负责打杂，一天五六角钱，母亲一天八九角。

后来厂里效益每况愈下，被迫关门，关门时还有四五十元工钱没结上，最终每人分了一堆爆竹回去，算是抵工钱。

听母亲说，嫁给父亲时，还带了很多爆竹过去陪嫁。

爆竹厂关门后，母亲跟同村的妇女们一起外出做小工，即建筑工地上担水泥灰。

那时盖楼房，不管是三层还是五层，统统没有电梯，水泥全是从一楼担到三楼、五楼，一个小工通常负责一个泥瓦匠的泥灰。

担水泥是个特别耗体力的活，尤其是对初始做小工的人来说，一天下来，肩膀又红又肿是常事。

初做小工一天一块二毛钱。

在母亲做小工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做泥瓦匠的父亲。

父亲家同样贫困，母亲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吃苦而已。

婚后生了我，我弟和小妹三个。

听说生我时，脚先出，正常应是头先出，脚先出大人孩子都危险。

现在回想以前的苦日子，简直难以相信，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存活下来，实属万幸。

往后的日子，随着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人们的日子也愈过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