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清淡邈远的故事。就如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
——题记
沈从文先生去世之后,张充和专门为他写了一幅嵌字格挽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不折不从”是性情,“亦慈亦让”是为人,“星斗其文”是成就,“赤子其人”是秉性。这是先生一生的行藏,不谬赞亦不贬损,恰如其分。
先生的文字带有一种特别的美感,是一般作家所不具有的。鲁迅、巴金、郁达夫,这些名震京师的作家,都有其特定的语言风格。而沈从文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情,在大师云集的时代,开一派先河。他从唯美的视角里构筑起湘西山隅水乡供奉的人性美的世界,赢得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同和赞誉。
“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不敢掠人之美,这是《从文小说习作选》序言中的一句话,非常优美的一句话,写出先生作品的真谛,道出先生作品所传达的人生哲理,这也是他一生所上下求索的境界。
先生来自湘西农村,二十岁的时候只身来到北京闯荡天下,可谓是一往无畏。在北京的时候,贫穷、困顿、潦倒,他什么都遇到过,但无论如何,他奋然的执著和悲凉的孤独从此渗透在每一部作品中。他的作品浸透一种淡淡的孤独与悲哀,是散发着作者悲悯情怀的乡土抒情诗,他以自己的笔真实的描绘出湘西世界的原始野性,不带任何功利色彩,他的作品表现的不仅仅是生活的真实,更是以人类的广阔的心胸与大关怀的火烛照亮世界。
先生的行迹曲折离奇,少年从军,而后放弃安稳的日子,辞别故土北上求索。他说:“我为信仰而来。”自此之后,艰难困苦,悲凉世事,无一不尝。在默默忍受的孤独与寂寞中,用自己的妙笔写出自己的人生之路,包括在最好的年纪里遇到的最好的那个人——张兆和。
爱情故事从来都是最吸引人的,沈从文先生的爱情故事更是一个传奇。先生遇到的是他的学生,第一次上课,就深深地被那个皮肤略黑、性格开朗的兆和所吸引。任何一个陷入爱情泥沼的人都是一样的,先生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近来为女子感到纠纷,十分可怜,在此候结果,可是每一天都在昏瞀中度过,要振作也振作不起来。他和任何一个坠入爱河的男子没有什么两样,写情书向女孩求爱。唯一不同的是,他的情书写的格外的好,本不愿搭理他的张兆和因为他的情书,而开始注意他。当张兆和抱着沈从文给他写的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的时候,没有想到胡适也是极力夸赞沈从文,并说,他顽固地爱你。而张则回应:我顽固地不爱他。
张兆和对于爱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在日记中写道: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有诚意,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为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他,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和苦恼。
沈从文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写信给张兆和: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在一封接着一封的情书的催化下,张兆和有一点点缓和了。在后面的日记中,张这样写道:看了他的信,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觉得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情。我蛮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然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去了安定的生活而在伤心中刻苦自己。顽固的我说我不爱他便不爱他了,但他终究是个好心肠的人,我是永远为他祝福着的,我想我这样一封信写给他,至少能让他少一点伤心,早一些痊愈起来。
此后三年,无论张兆和在哪,沈从文都一直写信给他,最终终于追到这位顽固的女子。
不管世事如何艰难,在疯狂的世道里,不论是爱恨情仇、人世悲欢,还是生离死别,这都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放弃支撑自己昂首挺胸的朴实的灵魂。
在1948年的时候,郭沫若将沈从文界定为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冯乃超称沈从文为替地主阶级歌功颂德,延续封建社会的“中国文人的文丐传统”,到了1949年初,北大一部分学生甚至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这些种种,对于沈从文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残酷的现实,残酷的年代,让沈从文几乎接近奔溃。
时代让人灭亡,人该怎样面对?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沈从文先生仰首望向夜空的时候,他也会想到梵高吧,想到他在《星空》中瑰丽但是扭曲的梦幻,想到他自画像血淋淋的记忆,想到他用金黄色的画笔一次次涂抹出《向日葵》的呐喊。天才总是这样,不被世俗相容。他疯狂、颠迷、沉堕、甚至于想到自杀,这该是他生命中最沉重的伤痛,最苍白的悲哀。
但是,他的头颅始终没有低下去,即使他放下手中的笔,放下他的骄傲,放下他心中的梦,但是他的头始终没有低下去,他的灵魂,始终在遍野的哭泣中,干净澄澈。
不自由,毋宁死,对于沈从文先生来说,就算不能写作,也不能对于铺面而来的反对妥协,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愿。在大的历史背景的笼罩中,生命惨遭屠戮,精神乐园惨遭践踏,自由和平等无法保证的年代,革命、人民和苦难成了文坛的主流,但他没有顺从主流,他另辟蹊径,在纯净的心底开辟了另一块田地,他坚守着心中的人性、自然、朴实、健康的人。所以,他被诘责,被批判,心爱的创作被说成没有思想的“颓废作品”。无疑,在那个年代,他是寂寞的,是孤独的。
忽然,我想起来中国历史上一段经典的对话。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段出自《论语.先进》篇中孔子与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的畅谈言志的情景。点,就是我们熟知的曾晳,前面三子有子路、冉有和公西华。孔夫子提出问题“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之后,或言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于师旅,或言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或言愿为小相。唯有曾晳不同于三子之词,其中最妙的,最为神来之笔的是孔圣人的:吾与点也。
孔圣人不愧为孔圣人,但是毕竟太少,毕竟沈从文没有遇到。
当沈从文放弃了自己最骄傲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他会沉沦,会沦为牛马、奴隶,会成为套子里麻木的行尸走肉。但是沈从文没有,他在他的边城里打开一扇属于自己的窗子,他在他的边城里生活着,活出了另一种洁白。
边城淡淡的忧伤,是沈从文的忧伤,唯美,隽永。
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这场雨落在边城,也落在沈从文的灵魂上,从此,沈从文就住在了他的边城里,和他的翠翠一同痴痴地等待着,至于等待什么呢,或许是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