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人总喊他“小辉”，连正经名字都少有人提。他是二姑家的老三，上有哥姐挡着目光，自小就像株默默往石缝里钻的草——个头矮，性子更软，见了父母哥姐总低着头，说话声音轻得像怕惊着谁，唯有喊我“妹”时，尾音才带着点少年人的清亮。
我总记得秋天地里的光景。金黄的玉米秆压弯了腰，小辉哥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在地里埋着头掰玉米。他个子矮，要比别人多弯几分腰，汗珠顺着额角往下淌，砸在干裂的土上碎成八瓣，他也只是用袖子胡乱一抹，露出两排白牙笑一笑。我们一群孩子喊着“热死了”往树荫下跑，回头看，只有他还在原地，手里的活儿没半分停歇。我妈常站在田埂上叹：“二姑家真是好福气，养出这么个肯下力的娃。”
谁也没料到，这株不起眼的草，后来竟长出了像样的枝丫。小辉哥读书脑子灵，那年夏天，大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是大连理工大学。全村都惊动了，二姑攥着通知书抹眼泪，小辉哥还是老样子，低着头说“就是运气好”。毕业后他去了大连造船厂，穿起深蓝色的工装，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再后来，为了离家里近点，他又调去了烟台造船厂，日子像顺着水流走，平稳又有奔头。
那几年该是小辉哥这辈子高光时刻。他有了好的工作，又娶了漂亮妻子，嫂子个子高挑，眉眼弯弯，说话先带笑。
没多久，胖嘟嘟的小侄子出生，家里添了哭声笑声，小辉哥下班回来，总能抱着侄子转圈圈，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
工作上他也顺风顺水，成了车间里的小领导，偶尔还去高职学校讲技术，听说学校还给他挂了个名誉职务——谁见了都得说一句，小辉哥这下出息了。
可命运偏要在坦途上挖一道沟。十年前那个冬天，嫂子突然脑瘤破裂，救护车呼啸着把人拉去烟台毓璜顶医院，一住就是四个月。我去医院看他时，差点没认出——曾经壮实的他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下巴上冒出青黑的胡茬，身上还穿着沾着药味的衣服。他坐在病床边，正给嫂子擦手，动作轻得像呵护易碎的瓷。“遇上事了，就得扛着。”他声音沙哑，却没半点抱怨，“哪怕累死，我也不能丢下她。”
嫂子出院后，小辉哥请了一年假在家照顾。等他再回厂里，职务没了，只剩下基本工资，连家里的日常开销都难以维继。
他没跟人诉苦，悄悄找了几个会电焊的老伙计，自己拉起了队伍，接造船厂的焊接活儿。
又是没日没夜地干，常常半夜还在车间里盯着焊花，眼睛熬得通红。就这么熬了几年，他竟把日子又撑了起来，还凑钱给侄子买了婚房，看着侄子娶了媳妇，才算松了口气。
只是好日子没留太久，四年后嫂子还是离开了。小辉哥没哭，只是在葬礼上，他站在嫂子的遗像前，久久没动，背影单薄得像片随时会飘走的叶子。
后来他们村里拆迁，二姑留下的老房子要分家，大哥自作主张地说房子应该全部归他。
小辉哥没争，收拾了几件衣服，搬到了造船厂的宿舍——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班，平淡地度日。有人劝他再找个伴，他只是摇摇头：“算了，一个人挺好。”
去年中秋节，小辉哥来家里看我妈。我妈热了几个猪肉白菜馅的包子，又炒了盘青菜，他拿起包子咬了一大口，眼眶突然红了：“舅妈，这包子真好吃啊，妈妈的味道。”我妈拉着他的手说：“以后想吃了就来吃啊。”他嘴里应着，却没再多说什么。我妈悄悄扭过头去，潸然泪下。
昨天，我的右手中指莫名地疼起来，像有谁轻轻攥着，又酸又麻。今天我才突然明白，该不会是小辉哥还有未说的话想对我说吗，还是有未了的心愿想要告诉我。我对着空气轻声问：“小辉哥，是你吗？”
今天早上醒来，手指的疼竟奇迹般地好了。我跟妹妹说起这事，妹妹红着眼眶说：“哥肯定是去找嫂子了，他们在那边，该团圆了。”
窗外的风轻轻吹过，我想起小辉哥这辈子，像极了他当年种在院子里的向日葵——迎着光时努力生长，遇着风雨就弯弯腰，却从没断过向上的劲儿。只是这一次，他终于不用再扛着了。
对了，小辉哥是有名字的，他的书面字名是王兆乾，享年5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