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老子智慧与人际交往中的定位

　　定位中的“处下”（1）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老子的又一种人际关系中的智慧，就是与他人交往中的“定位”的智慧，这个问题很重要，定位定不好，就是坐标系统没有选好，那么怎么不出问题呢？我在这里讲讲定位中的“处下”的智慧。

　　我们一般人的理念是高者贵者在上，低者贱者在下，老子在人际关系中讲究“处下”，也就是要自己处在“下方”、“下位”、“下层”，高要以下为根基，贵以贱为根本。这是一种智慧的定位。

　　为什么呢？大家一想就知道了，因为大家已经了解老子的理念了，这就是老子教导人们一切遵循道而行动，而道就是处下的，所以交往中也要选择“处下”。

　　古代人群中间最高位的要算侯王了，《老子》的第39章、第42章中两次解读了同样的例子，就是解释古代侯王称呼中的意义和智慧，就是要“处下”，从而教导我们，侯王尚且要如此，其他人当然就可想而知了。《老子》第39章说：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这段话在各种本子里多有不同，首先说一下其中的文字问题。其一，王弼本作“自谓”，有的本子作“自称”。其二，王弼本作“不谷”，河上公本作“不毂”。其三，王弼本作“致数舆无舆”，有的本子“舆”字作“誉”，“舆”通“誉”。有的本子据《庄子•至乐篇》所引，作“至誉无誉”。其四，“琭琭”，是指玉的文采之貌；“珞珞”，指石头的坚硬不美的样子。

　　这段话的意思大家理解也有不同，但大同小异，大体意思是：贵是以贱为根本的，高是以下为基础的。因此侯王自称为“孤”、“寡”、“不谷”。这不就是以贱为本吗？不是吗？所以最高的称誉就是没有称誉，作为侯王最好不要表现自己，不要像玉那样显示它的光亮文采，宁可像石头那样坚实无华。

　　那么侯王为什么要自称“孤”、“孤家”？自称“寡”、“寡人”？自称“不谷”？侯王自称为“孤”、“孤家”就表明自己是孤独的人。自称为“寡”、“寡人”，也表明我是孤独者，还是一个寡德之人，也就是缺少道德的人。既然孤德、寡德，那么就希望臣民来拥护我，支持我。我们又常从文献上看到，楚国的王自称为“不谷”。什么叫“不谷”？ “谷”就是善，“不谷”就是不善之人，就是才德不好的人。范应元注：“谷，善也，又百谷之名也。春秋王多称不谷。” 这也希望臣民来辅助自己。

　　尽管古代的王侯许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人们在选择这样的称呼时，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表示，侯王“我”应该居于下位，“我”应该处下，“我”孤独，“我”缺德，“我”能力不够，因此希望你们大臣、百姓来帮助我，辅助我。这种“处下”，就是“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尊贵的用卑贱的作为根本，高位的用下位的作为根基。大家想，有这样的根本，有这样的根基，不就是根深蒂固了？那么你的尊贵就不会倒下，你的高位就不会颠覆了。这“处下”之道不就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宝？我们都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舟比喻为君王，水比喻为百姓；舟在上位，水在下位。如果你船上的高贵者经常想到船下面的百姓的水，认识到这是我所以能高贵、高高在上的根本、根基、基础，常常居上思下，处尊思贱，就不会发生危险。如果忘了根本、失去了根本，那么就危险了。

　　这些王侯的称呼都不是老子起的名称，但是他发掘出中间的含义和智慧。试想，王侯尚且要求如此，那么一般人可以想见，当然也更应该“处下”了。

　　大家也许觉得这一理念、智慧离开我们现代人太远了，侯王的名称与现代人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是这样的，老子的理念与智慧还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过又是因为融化了，显不出间隔距离，大家太熟知了，因此反而浑然不知其来源了。

　　比如，当下的市场经济中，大家都听惯了一些套话。常听说“消费者至上”，“顾客是上帝”等等。什么叫“消费者至上”？什么叫“顾客是上帝”？这不就是暗合老子的理念智慧了？在生产厂家、企业家、商家与消费者、顾客之间的关系上，你自己要“处下”。你要定位在下位层面，而要让对方消费者、顾客处在上位层面，而且还要是“至上”层面。这就不仅在上面，而且是在最高处，就是“上帝”。

　　还有啊，政府的官员、公务员都自称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什么叫人民的“公仆”、“勤务员”？人人都懂，那就是“我”在下位，人民在上位，我的地位不是高高地居于人民的头上做官当老爷，相反“我”是人民的仆人、奴隶、勤务员。

　　老子如果听到今人的这种理念，他一定会说：“然也，是也！”他也许会含笑地说：我的主张就是这样的，处下！这就是道的所在，这就是应当遵循的道！

但是，今天商家中的一些人把“消费者至上”、“顾客是上帝”只看作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其实心里在想，哪里真有上帝？谁看见了上帝啦？要真有上帝的话，我自己先是上帝！因此在行动上，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上位，消费者、顾客是下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所以有这么多的屡屡禁止不了的伪劣产品、假冒产品，不断冒出来害人，吃了奶粉会变成大头娃娃，喝了工业酒精做的白酒就中毒等等，真是层出不穷啊！

　　还有一些官员啊，也并不真的甘心去做人民的“公仆”、“勤务员”。有人也许心里想，傻子才去做人民的“公仆”、“勤务员”呢！所以不就有这么多的、络绎不绝的、层出不穷的一批批被揪出来的贪污、腐化、腐败分子？老子对于这些只会冷笑一声，他冷笑的是你们不遵守“道”，不依循“处下之道”，那么你们当然就会受到惩罚了。这就叫自食恶果，也就是自己吞下了不“处下”的恶果了！

　　我们再来说，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面对着高高在上、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人，都不太使人能接近他、亲近他。有一些新贵，比如老板、老总、大腕啊，只“处上”，而不能或不会“处下”，就往往较难处理人际关系。

　　再比如现在有少些大学生、研究生把自己看作天之骄子，因此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就缺少“处下”的理念和智慧，不肯处下、居下，一毕业出去就想工资要高，一到单位位子要好，还要别人对他重视。这怎么能行呢？现实生活并不是他们所能意料到的，结果处处不顺心。

　　定位中的“处下”（2）

　　有一位智者说得好：比如上位的人，在人际交往中学会向对方弯下腰，蹲下来，坐下来，简单的三个动作往往拉近了你和对方的关系，平等了彼此的定位。这样的人善于相处，因为你“处下”了，因为你尊重对方，平等待人了，当然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这也许是很可以启发大家心智的。

　　其实“处下”不是无能，“处下”是把人际关系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这才能使得人际关系和谐。

　　“处下”的内涵很多，有时是一种策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善于长跑的优秀运动员，他往往不在一开始跑在第一，而是紧紧跟在别人的后面，不露声色，处于下位。然后在最后的关键时候，一下子冲到第一夺取了冠军。还有一些善于打拳的武术家也往往不轻易打出第一拳，先处下，这是因为要观察对方，探清虚实，摸清路子，然后再后发制人。这里面的道道很多，大家可以琢磨琢磨的！

　　我们再来讲一个外国的现代事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前总裁杰克•韦尔奇在他领导的20年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而能够保持了25％的年增长率。这很不简单！我们如果用老子的理念与智慧来分析，其中有一条就是能够智慧地“处下”、“以下为上”。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总裁后，就主张“管理越少越好”，这有点像老子的理念。这样他就有时间去“处下”、“为之下”，也就是他走出总裁的高高在上的办公室，去走访世界各地的分公司，更多时间与中层、低层的管理人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从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而且可以及时发现人才，启用人才。

　　他的这种理念和智慧也很有趣，我想大概是从自己由“处下”到“处上”这种艰难的经历中反思出来的。据说，他小时候口吃，结果父母考虑他的这种情况，就给他找了一个“球童”的活儿。这“球童”是干什么的呀？就是专门在高尔夫球场中为别人捡球的，不用开口。这种工作当然很“处下”，很底层，打高尔夫球的人当然有的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这种地方工作，他难免会看到或受到那些所谓的处上的、成功人士的颐指气使、傲慢不逊，这些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上。

　　这激发了他也想做一个“处上”的成功人士，因此当他回到学校时，就发奋用功学习，后来成绩优异，被通用公司录用。当然他一进去还是“处下”，但是那种“处上”的理想在召唤他。有意思的是，他有老子说的自知之明，知道反正自己口吃，那就少说话，多干活，结果因为成绩突出，就往上升，最后当上了总裁。这也就像老子所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64章）

　　这位总裁由球童之“处下”——学习成绩之“处上”——从而录用；又由通用公司中的一般工作人员的“处下”——当上总裁的“处上”——管理理念的“处下”——获得人生的成功。虽然他大约不一定学过老子的“处下”理念，但是他的行动轨迹是合乎“道”的，因为符合“道”这一规律，那么自然和老子的理念也就十分密合了。这可以作为解读老子的一个外国的例证。

　　用人中的“处下”

　　老子在人际关系的“处下”理念中还有一个大智慧，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第68章）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成功，你要成就一番事业，那就还得依靠别人。你事业做得越大，你需要依靠他人的就更多，那么你非得“善用人”。你要“善用人”，那就一定得能够“为之下”，就是处在对方的下面，对人谦卑，否则谁愿意听你使唤？

　　战国时代燕昭王复国，接受的是一个残破的燕国，内外交困，国势虚弱。当时的燕国，在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一带。

第一个层次是，能够建立帝业的人和老师相处，这意思就是帝者能够礼贤下士、以贤人为师。

　　第二个层次是，成就王业的人与朋友相处。

　　第三个层次是，成就霸业的人与臣子相处。

　　第四个层次是，亡国之君与仆役相处，就是说这些亡国之君妒贤忌能，他们所信任的人只不过是一些惟命是从的仆役小人。

　　这四个层次表明，越是要成就大事业的就越是要尊重贤人，善于“处下”。郭隗又进一步分析了“处下”心态、态度的几个层次与招引人才的关系：

　　第一个层次是，如果谦卑地虚心侍奉老师，向他好好学习，那么比自己的才能强百倍的人就会来到。

　　第二个层次是，如果做事情奔走在别人的前面，休息却在他人的后面，如果最先向贤人求教，最后一个停止发问，那么比自己才能强十倍的人就会来了。

　　第三个层次是，如果见面时别人有礼貌地迎上来，自己也有礼貌地迎向前，那么和自己才能同样的人就会来了。

　　第四个层次是，如果靠着桌子，拿着手杖，斜着眼睛指挥别人，待人不礼貌，那么只有服杂役的仆人一类的人来了。

　　第五个层次是，如果对人狂暴凶狠，打击别人，跳跃顿足，并且发怒训斥人，就只有刑徒和奴隶来了。

　　虽然当代人对于当时那种社会文化背景已经不太熟悉，读起来感到有些不顺畅，但是如果我们今人细细地解读其中的信息，那么核心的意思就是，你越是希望得到大人才，你就越是要谦虚谨慎地处在贤者、人才的下面。这里有一种对应的关系，你的“处下”达到什么档次，就有什么档次的人才来到。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三国演义》，就再举这里面的例子来解读。刘备是一个特别善于“处下”的人了。他的事业成功和他会用人很有关系，而善用人又在于他善处下，正如老子说的；“善用人者为之下。”

　　我们来看一看，刘备是怎么“处下”的。刘备的身份很高贵，属于东汉远支皇族的人。他是汉室宗亲，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被称为皇叔。虽然当时的刘备已经穷得只靠编草席、卖草鞋勉强过日子，但是他的血统依然高贵。他这种出身很高的人，却愿意并能够“处下”，和关羽、张飞结拜成兄弟。张飞是什么人？是“卖酒屠猪”的。关羽地位也不高，而且是杀了人在江湖上避难的。刘备就能“处下”，三人在张飞家的桃园结义，于是找到了自己事业的基点。

　　那时各地起兵镇压黄巾军，刘备也召集了一批人，想干出一番事业。刘备特别能发挥他善于“处下”的才能，不断地在“处下”中求生存，求发展。他先投靠过公孙瓒。后来他解了徐州之围，并投靠了徐州刺史陶谦（陶恭祖）。因为他善于处下，结果陶恭祖三让徐州，最后刘备做了徐州牧。

定位中的“处下”（3）

　　第一次，陶谦要把徐州让给刘备，很真诚地说了三条理由：一是自己年纪大了，精力不足了；二是两个儿子不肖，没有才能；三是你刘备是帝室之胄，德广才高。刘备推辞说：“此事决不敢当！”刘备坚决不肯接受。关羽说：“既然人家相让，兄长你就权领这州事吧！”张飞说：“又不是强要他的州郡，把牌印拿来，我代你受了，不由我哥哥不肯。”可是刘备依然坚决推辞，甚至拔出宝剑，准备用自杀来表示不接受。最后刘备驻军在小沛。

　　第二次陶谦要把徐州让给他，刘备又坚决推辞了。

　　第三次陶谦病重了，临死时坚决把徐州让给刘备，最后刘备在群臣的要求下，又在徐州百姓哭拜在地的请求下，终于接受了管理徐州的大事。刘备在这样的一次次“处下”中获得了最广泛的民心，他当徐州牧就有了深厚的基础了。这就是他“处下”的智慧与结果。

　　再说徐州是陶谦让给刘备的，但是后来吕布又逼迫刘备把徐州让给他，刘备一观察形势，自己力量太小，搞不过吕布，不吃这个眼前亏，先“处下”，先咽下这口气，就把徐州让给了吕布。这是刘备的又一种“处下”。

　　后来刘备又投靠了曹操，他也善于“处下”。他用“处下”的方法，与曹操交往，保全自己。他知道曹操会监视他的动向，他就一天到晚在菜圃里种菜，让曹操知道他是无用之辈。后来大家熟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段，更加玄乎。青梅熟了，于是曹操邀请刘备边尝青梅，边饮酒，边谈论，目的却是考察他。曹操借天气气象说龙、说英雄，要刘备说出当时谁是天下真正的英雄。刘备说遍了天下的人物，像袁术、袁绍、孙策等等，就是不说曹操，也不说自己。最后曹操用手指指刘备，又指指自己，说：“方今天下，惟使君与操耳！”

　　刘备千方百计想要隐瞒起来的远大心志，自以为不为曹操所知，但是却被曹操一言说中。这一吓，吓得把筷子都掉到地上了。这时正好打雷下大雨，刘备极其“善为之下”，他马上弯腰去捡筷子，用自己历来胆子小怕打雷来掩饰。结果是换来了曹操的冷笑，认为刘备的确是个无用之人，英雄难道还怕打雷吗？这就瞒过了曹操。大家想想，如果刘备“处下”的功夫不修炼到家的话，那就有危险了。

　　后来他又投靠袁绍、刘表，在“处下”中前进，在“处下”中积聚力量，在“处下”中百炼成钢。特别是刘备“三顾茅庐”得到了诸葛亮这个大人才，从此三分天下。这里刘备为得人才而将“处下”的功夫表现得炉火纯青。

　　第一次，刘备去茅庐没见到诸葛亮，张飞怎样说的？张飞说：“既然见不到，那咱们自个儿回去算了！”刘备怎么说？他说：“不，再等待片刻！” 关羽怎么说的？他说；“倒不如暂时先回去，再派个人来探望，不算晚。”就这么几句话，三个人的人际交往的“处下”理念的档次全部反映出来了。档次最低的是张飞，中间的是关羽，最高的是刘备。

　　第二次，刘备是冒着风雪去拜访诸葛亮的，这就好像老天在考验他们“处下”的诚信度。果然张飞最有意见，他说：“天寒地冻，打仗尚且都停了，难道还该跑这么远的路来看一个没有用的人吗？不如回新野去避避风雪吧！”

　　刘备高水平啊，他说：“我正要让孔明看看我的殷勤的情意，如果兄弟怕冷，你就先回去吧！”他要让孔明看到他的“处下”的诚信深度。但是没有碰到，只是遇到了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刘备回去后，转眼到了春天，他郑重其事地占卜，又斋戒了三天，又去拜访诸葛亮了。

　　第三次，刘备去卧龙岗时，关羽、张飞都很不乐意了，很有意见，拦住刘备不让去。他们两人认为，刘备已经去了两次，那份礼节也太过了。诸葛亮肯定是徒有虚名，所以避开，不敢见面。他俩的理念是“毋以贵下贱，毋以众下寡”。这就是，不要让尊贵者处于低贱者的下面，不要将众人处于一个人的下面。这就和老子的理念完全相反了。张飞甚至说：“不用你刘备亲自去，我用一根麻绳把他捆了来。”《三国演义》水平很高，把人物一个个写活了。

　　最后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一番隆中对，果然让刘备豁然开朗，眼睛一亮，看到三分天下的美妙远景。但是当他邀请诸葛亮马上一同前往新野时，诸葛亮没有答应，说自己一向乐意耕锄，不能奉承遵命。于是刘备哭起来，哭得很苦，掩面而哭，把衣衿袍袖都哭湿了。后来诸葛亮终于被再次感动而出山了。

　　这些可以说明刘备真是老子所说的“善用人者为之下”了。如果大家细心体会，可以看到刘备在交友中怎样“处下”，在斡旋中怎样“处下”，在对付“政敌”中怎样“处下”，在寻求人才时是怎样“处下”，在求生存中怎样“处下”，在发展中怎样“处下”，这也许会给我们很多启迪。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处下”有时与人们的关系太重要了。比如三个人中张飞的不能“处下”最为突出，如果按照性格决定命运的角度来看，那么也很能启人思考。

　　张飞镇守在阆州时，传来关羽被东吴所害的消息，《三国演义》中写道，他是早晚哭泣，血湿衣襟，诸位将领用酒来劝解他。但是张飞如果醉了，怒气更加厉害，军队中只要有人冒犯他，就用鞭子打人，多有被打死的。帐下有两员末将范疆、张达来报告，挂孝伐吴所用白旗、白甲一时来不及准备，须宽限时间。但是张飞大怒，把这两人绑在树上，在每人背上各打五十鞭子，并用手指着他俩说：“来日俱要完备！若违了限，即杀汝二人示众！”这两个人一合计，“与其他杀我，不如我杀他”！于是就在这天晚上，他俩把张飞杀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单是从“处下”这一角度来看，能否“处下”，确实关系重大。

　　再看关羽，他也不能很好地“处下”。陆逊接任吕蒙之职位后，就用礼物书信来表示和好，关羽很骄傲，说：“孙权见识浅短，何用孺子为将也？我荆州犹泰山之安，吾复何忧？”他瞧不起人，傲气十足，结果中了吕蒙、陆逊之计，败走麦城。后来蜀国的学士秦宓分析关公的失败，对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关公轻贤傲士，刚而自矜，以致丧命，非天亡之也。”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这是不能“处下”带来的又一次血的教训。

　　照例说，刘备在三人中最善于“处下”，但是在听到关羽被害的消息后，他控制不住自己了，急于要去讨伐东吴，为关公报仇。当时赵云很有见识，提醒他应当先灭掉魏国曹操，那么孙权就会“自服”。刘备不听。那个学士秦宓就出来强谏，刘备非但不听而且要杀了他。诸葛亮听到消息，上表规劝不要讨伐东吴，并救秦宓，说应该“纳秦宓金玉之言，抑卞庄刺虎之勇，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但是那时刘备看了诸葛亮的表，就扔在地上，说：“朕意已决，再谏者插剑为令！”大家可以看到，已居高位的刘备没有了先前那种能“处下”的谨慎了。结果大家知道的，火烧连营，一场惨败，刘备不久也就去世了。这是刘备在关键的时候不能冷静地“处下”，结果引出这样惨重的教训。

　　“处下”需要修养

　　确实，光有“处下”的理念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实际行动。老子是叫你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都是去“处下”。确实有“处下”的理念难，要实行“处下”很难，要达到很高的“处下”修养就更难了。

　　但是有的人做得很好，我们说些近现代、当代人物的例子，也足资启发。

　　据说，林肯在参加美国十六任总统选举时，因为没有钱，竞选时没有坐专车，只是买票乘车。每到一站，朋友们为他准备好一辆耕田用的马拉车。有一次，他站在车上向选民们做了这样一番演说：有人写信问我有多少财产，我有一位妻子和一个儿子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个办公室，有桌子一张、椅子三把，墙脚还有大书架一个，架子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蛋又很大，不会发福。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依靠，唯一可依靠的就是你们。——这就是林肯低调的、但又真实的、能够打动人的“处下”的竞选演说。我想，如果我在场，听到这番话，也会毫不犹豫地投上一票了。我想林肯的低调处下，大约不是在作秀，而是他的一种素质与素养的真实流露吧。

　　大家可以看他后来当上总统后的情况，就能了解这点了。据说林肯做总统时，白宫有不同的人环绕着林肯。这些人都有两个共同之处，就是极端的聪明与自我。他们认为自己比总统更优越。林肯不但没有赶走他们，反倒尊重他们。林肯推崇他们的能力，征求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奉献智力与精力来效忠国家。结果每个人都成为赢家。—我们可以问自己，处在这样的高位，你还能如此处下吗？要做到像林肯那样，确实是不太容易的，这是他不断修养、修炼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一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他的邻居中有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常常到爱因斯坦家里去。孩子母亲感到奇怪，就问女儿。孩子回答说：人家都说112号住着一位非常有名的数学家，我做数学作业有困难就去请他帮忙。他很乐意帮助我。他对所有的问题都解释得很清楚。还说有什么困难问题，都可以去找他。

孩子母亲感到女儿的这种冒冒失失不妥，连忙去向爱因斯坦道歉。爱因斯坦说：你不用道歉，我在谈话中，从这孩子身上学到的，比她从我这儿学到的还要多呢！

　　这是流传的关于爱因斯坦人格的一个细节，一个大师说他从十来岁的女孩那里学到东西比教给女孩的要多，我们可以体会到大师“处下”的风采，大师善于学习的精神。

　　其实，我想不是十来岁的女孩真能教爱因斯坦的什么学问，而是爱因斯坦或许从孩子的敢于接近名人、敢于问、以及孩子的童心、思考问题的方法、视角等等方面得到很多的启示。

　　“处下”并不是想要“处下”就能处下的，不是的，需要一种特别的长期的修养。这里就能看到爱因斯坦的修养。如果不信，可以再看爱因斯坦的“处下”修养。

　　德国当时有人污蔑他的相对论，说这是犹太人阴谋危害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1920年，他们在柏林音乐厅集会攻击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坦然地来到会场，坐在一个包厢里。在那些越来越荒谬的斥责声中，人们看到他不断地大笑，若无其事地跟大家鼓掌、喝倒彩！——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我很佩服爱因斯坦，他没有和这些人去滔滔不绝地辩论个是非曲直，或者是怒目冷对，或者是拂袖而去，而是采用另一种不屑跟人争、占你们的上风，对这帮人采取另外一种“处下”的态度。爱因斯坦面对这样的攻击反而大笑，而且还“若无其事地跟大家鼓掌、喝倒彩”。每想到爱因斯坦这种情景，我往往会在眼前浮现出老子、庄子的形象，这时候他的态度、风骨与老子、庄子多相像啊！这种修养也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我们再来说个例子。荣德生（1875－1952）是无锡人，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和开创者，是杰出的民族资本家。他是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弟兄被称为中国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在1985年荣毅仁在回忆他的先父是怎样教诲他“处下”的时候，说过一番话，值得今人体味。

　　当时荣毅仁在大学读书，他父亲每逢寒暑假都要求他到自己的茂新面粉厂去体验生活，学习经营管理知识，培养事业心。荣德生还会查岗，经常打电话到厂里，查询儿子是否在厂里。有时候自己还顺便到厂里来查看。荣毅仁说：“这种经历，使我有机会接触工人师傅，学习管理经验，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起了有益的作用。”大家想想，一个高层领导人，没有“处下”的理念，没有“处下”的经验，没有“处下”的智慧，没有“处下”的修养，怎么能胜任自己的领导工作啊！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企业家、老板、老总、干部，没有“处下”的理念，没有“处下”的经验，没有“处下”的智慧，没有“处下”的修养，怎么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啊！

　　再说荣德生自己就很会“处下”，否则他不能成为这样一位杰出的大民族资本家。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解放前他创办江南大学，他能够聘请到当时一批一流的名师，譬如文学院就有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诸祖耿等等。荣德生一方面用高薪聘请，让这些教授来江大有高待遇，能更好地生活。荣德生的另一种智慧就是用真实的情感来沟通、用“处下”的方法来用这些教授专家。

　　比如无锡市的荣巷是荣德生的老家，为什么叫“荣巷”？就是荣家的住巷嘛！宅子很大，有楼房，他就敞开自己的家园，安顿著名学者钱穆和秦含章等住在楼上，其它房间也各有安排，整个荣府成为江南大学的教师宿舍。大家到无锡去旅游，有处名胜叫梅园，这本来是荣家的私家花园，荣德生不仅免费给老百姓常年开放，还腾出许多地方、包括零星的小别墅建筑也都由江大老师职工使用。

　　钱穆在晚年曾经这样回忆荣德生：“余居楼上，楼下乃大学老校主德生夫妇所居。每周六下午晡后，德生夫妇由城来。晚餐后，必上楼畅谈，或由余下楼，每谈必两小时左右。星期日午后，德生夫妇即去城，如是以为常。”这是“校主”对教师的“处下”。钱穆还说：“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著，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余又曾至其城中住宅，宽敞胜于乡间，然其朴质无华，佣仆萧然，亦无富家气派。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声口，更不效为知识分子作假斯文态，乃俨然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语语皆直吐胸臆，如见肺腑。盖其人生观如是，其言行践履亦如是。岂不可敬！而中国文化传统之深值研讨，亦由此可见矣。”（《荣德生文集》）

　　这种“处下”的做法和智慧也影响到后代，比如荣毅仁原来还做过江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开学之初，照例要在上海家里设家宴，邀请招待江大各院院长和各系系主任及专任名教授等，表达慰劳之忱，并联络感情。他还邀大家自由发言，有什么就可以提出来，不用拘束，交流个人设想，听取多方建议，这对办好学校很有关系。

　　我也联想到，今天高校的领导常说，要用感情留住人。各企业、事业、科研单位也常说要靠事业留人、靠感情留人，也许老子的“处下”是一个好方法，而荣德生家族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