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又和大家一起看了一遍话剧版的《雷雨》。
曹禺曾言：“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间，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
可是，谁不是一只井底之蛙？我们常常以为自己身在东海，其实只不过在一口井中。我们无时不刻不是在这井里或跳跃腾挪，或拼命挣扎？无时无刻不或得意、或失意，时而自以为是，时而又焦虑不安呢？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曾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我问孩子们：《雷雨》的悲剧是由什么造成的？可能避免吗？
大家都摇摇头。周朴园自认为是正人君子，评价自己的家庭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可是他一边怀念死去的梅侍萍，一边驱赶活着的鲁侍萍；在这个家中同母异父的兄妹相爱、长子与继母的不伦之恋，一团乱麻。他像一个密不透风的黑罩，让所有人生活在阴影之中、禁锢之下，喘不过气来。他自己也不过是封建礼教和资产阶级的混合怪物，而不自知而已。他也是动荡时代、封建文化的产物，他是可恨的，也是可怜的，他只能算是毁灭的加速器，而不是真正的凶手。因为他的本意也绝不是要毁灭这些年轻的生命，但四凤、周萍、周冲的死亡，又跟他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王国维曾经这样评价《红楼梦》：
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
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
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
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
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
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
真正的悲剧，不是恶人造成的，不是意外的变故，而是人性使然，惯性使然，是眼看毁灭在即，却无法阻拦，“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这是无处可逃、无人可免的必然。
陈世骧评价《天龙八部》：“有情皆孽，无人不冤。”也不过如此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