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春节前后有哪个地方很火，我的答案是杭州。先是火爆全球的 DeepSeek，后是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在春晚上扭秧歌。再把时间往前推，去年大火特火的《黑神话：悟空》也是由杭州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近期，游戏科学、深度求索、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这 “杭州六小龙” 企业，被誉为在人工智能领域一支 “神秘的东方力量”。

我作为一个江苏人，不由得感慨，杭州为什么能诞生这么多科技创新型企业，而南京作为拥有 8 所 211 大学，其中 2 所同时也是 985 大学的全国知名科教城市之一，为什么不能像杭州一样诞生这些企业呢？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生态环境，就好比大树赖以生存的土壤，有什么样的土壤，就会长出什么样的树。

杭州有容忍失败的 “灰度生存哲学”。某 AI 视觉企业破产后，原团队 3 个月内重组新项目，还能获得原投资人追投。杭州虽然仅有一所 985 大学 —— 浙江大学，但创业文化浓厚，校友之间形成了交叉投资的 “创业矩阵”，近 5 年浙大衍生科技企业达 647 家。而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虽然科研实力强，但专利转化率较低，东南大学专利转化率仅 11%。杭州创投基金密度是南京的 2.7 倍，资本对科技领域的关注度和投入力度更大，有更多风险投资愿意支持早期的创新型企业。这些因素叠加，使得诞生众多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是杭州，而非科教实力更强的南京。

这个话题几乎与 “阿里为什么不能诞生在上海” 一样。2008 年 1 月，在上海市政协 11 届一次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谈到曾会见马云，马云跟他说当初阿里第一个想法就是落户上海，但是上海不接纳阿里，还把阿里当成了骗子，他们只好回到杭州。

最近我再次学习田涛的著作《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田涛在书中提到，幸好任正非选择将华为落户在深圳，如果不在深圳，华为肯定不可能发展壮大到今天的规模。田涛在书中举了一个员工持股的例子，20 世纪 90 年代初，华为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当时在内地省份这种做法可能会被定义为 “非法集资”。

有个投资环境分析模型，涵盖一切影响行业和企业的宏观因素。对宏观环境因素作分析时，不同行业和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和经营需要，分析的具体内容会有差异，但一般都应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这四大类影响企业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分析。

在我看来，其中社会因素最为重要。如果社会氛围好，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社会效率高，哪怕资源极为匮乏，如以色列，也不妨碍它成为一个 “创新的国度”。就资源而言，深圳从小渔村发展而来，起初要什么没什么，但是它吸引了全中国有志于创业的人前去创业，从而诞生了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

反过来看，大家都熟知的 “投资不过山海关”，这可不单单是认知上的偏见，这句话虽可能有失偏颇，但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种客观社会现实。笔者曾在北方与一位老板对话，至今记忆犹新。大约七八年前，我到当地谈一个项目合作，一位曹姓老板跟我说：“你们江苏人做事就是太认真，跟我们这里做生意把合同搞得这么仔细有什么用啊，合同里约定了，不想给钱还是不给钱，有什么问题喝酒不就解决了吗？” 听到这话，我都有点无言以对了。当然，项目也没再合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