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出版以后，《知音》的记者陈老师联系到我，于是有了这一篇——
《惊涛骇浪38天，笨拙的父爱博弈在抑郁岁月》
访谈摘要（三）
《知音》：当时和父母的关系？
左灯：犹记得，高考成绩公布的那天晚上，我听到电话里机械冰冷的女声报出数字，心脏一阵一阵揪着疼，父母早已入睡，我觉得没有脸面面对他们，于是在一张纸上故作轻松地写了：“爸妈，估计本二都悬，真的对不起！”然后把纸贴在他们的房门上，自己一夜未眠。我在思索一个问题：我凭借着优异的成绩一路昂首走来，已经习惯了做爸妈“乖巧听话，学业出色”的女儿，我这么努力，只是想得到我爸的一个认可。
现在，在高考这个人生大考面前，我败落成这样，他们会有多失望？我还有资格做他们的女儿吗？他们是不是觉得我简直是耻辱的存在？
我很希望第二天，爸妈拍拍我的肩膀和我说：“没事，努力就好。”以方便我不管不顾地大哭一场。但他们什么也没说。没有责怪，没有抱怨，没有鼓励，没有安慰，我等了一整天，他们一个字也没说。
我丝毫不意外，这和之前20年一样，无论我悲伤，喜悦，恼怒，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进步，受到了不公对待甚至暴力，或者在某方面小有成绩，被老师褒奖，他们总是不痛不痒“嗯”一声，他们什么话也不跟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他们总是保持着一脉相承似的沉默，我们之间几乎没有沟通。所以我从小就察言观色，期许从父母微小的表情变化里知悉他们的情绪。
《知音》：父母的态度对你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左灯：很多时候，父母的沉默就像是一场无声的核泄漏，没什么能比它有着更无声却巨大的杀伤力。本来，我就是个习惯看着大人脸色行事的孩子。高考失利以后，强烈的失落和愧疚让我变得越发敏感。我爸一皱眉，我都觉得他是在失望我交出了这样一张悲惨的成绩单。
“优秀女儿”的人设土崩瓦解，“优秀”和“女儿”这两部分终于开始分裂了，我这时候才悲哀地发觉：我心里一直认定，我只有足够优秀，他们才会爱我。而我现在不优秀了，他们依旧会认可我是他们的女儿吗？带着这样强烈的困惑，我近乎神经质地搜集父母爱我的证据，我通过父母的话语、态度去揣摩，去分析，去说服自己，哪怕我庸碌平凡，他们依旧爱我，他们依旧承认我是他们的女儿。
所以大学的时光，我和家里的关系特别剑拔弩张，我非常幼稚，我故意叛逆反抗，想引起他们的关注，想通过他们的反应来判断他们是否爱我，想让他们问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我特别想他们能跟我说一句：无论如何，我们都以你为豪。——这句话就是我高考失败后的所有人生时间里，追求的至高目标。
但他们习惯性的沉默和指责，总让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确认：因为我高考考成这样，因为我现在变的这样普通，所以他们很后悔生下了我。
年龄的巨大差异让我们两辈人之间爱的表达出现断层，我们都深爱着对方，可是我们都感受不到对方的爱，所以我们只能借着“爱”的名义不停地互相伤害。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直到现在，我都总是梦见自己重新坐在了高考的考场上，奋力修改着某一个依然不正确的答案项，像是徒劳地期许自己可以修改出人生的另一种提法。
或许，抑郁对于我，意味着向死而生，它的骤然降临，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其实是为了给我一次机会，一次重新审视人生，父母，家庭，爱与被爱的机会。
《知音》：知道自己抑郁以后，你是怎么自救的？
左灯：可能很多人希望通过这个问题，可以悉知我积极解决问题的过程。可是事实是，我完全没有想过接下来我究竟该怎么做。这里涉及到一个词，绝望。我觉得一个已经失去任何希望的人，是不会兴趣盎然地去安排接下来的人生走向的。
当时的我已经没有任何动力去抗击疾病的暴击，去抚平生活的褶皱了。所以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什么都没做，或者说，命运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觉得自己就是被命运推攘着往前走的行尸走肉。反正医生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让我配药我就买，让我吃药我就吃，让我复诊我就去。就算他让我用鼻孔把药吸进去，把泡脚的洗脚水喝掉，我也都会照做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一切都是唯命是从。
你觉得自己“完蛋了”，只是在麻木地等待，你在等那根紧绷的弦断掉，可以一鼓作气地早生极乐，有时还会希冀这个时候可以快点来。
我只想说，对于抑郁来说，自救真的很难，某种程度上，确定你抑郁了，已经表明自救不成立了。
《知音》：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你有什么变化？
左灯：对我来说，意味着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自我审视。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抑郁症”是大脑的一次强制重启。抑郁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究竟应该怎样真实地去生活，怎样诚实地去面对与旁人的关系，正面直视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和最简单的欲望。
抑郁痊愈之路上，真的会发现，这世上绝没有第二种感情，可以比血缘之亲的亲情更加坚韧，对于家人的意义，我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此外，那些我出于各种考虑维护着、但我内心其实并不认同的社会关系，我终于痛下决心，处理干净，这让那些真正的朋友在我身边沉淀下来，并让我更加懂得如何珍惜真切的友情；我开始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尊重自己的感觉，习惯着去拒绝和否定，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和讨好，我终于开始慢慢建立起自己的独立人格。这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才刚刚开幕。
《知音》：你的父母的变化？
左灯：最直接的一点是为了治愈我，双亲涉猎了大量的相关知识，几乎都变成半个“精神科”专家；
此外，他们开始静下心来倾听我的想法，检讨自己在家庭教育里的问题，动摇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老式观念，尝试与我平等交流和沟通。
《知音》：病院里的其他病人有像你一样康复的吗？
左灯：我在《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里写到了很多人物，他们不是虚构的，都是真实存在的，是和我并肩抗病的战友和最能与我感同身受的朋友。
我相信我们的感情是最纯粹、最诚挚的。我们也始终保持着联系，关心着对方的病情。总体来说，大家都还算相对稳定，但也有几个小伙伴重新住院，或者不太乐观。
但我们始终相信，那些生活里的痛，不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痛本身，而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历经苦痛后涅槃重生的美，究竟有多绚丽和灿烂。
完结）
感谢《知音》，陈老师，以及一路支持我走过来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