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文化在起源、传播方面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

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也可借鉴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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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之初梁启超先生翻译、介绍、原创了一系列探讨东西方文明与地理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如：《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

其中世界文明的发源以及传播，其中有很多颇有意思的观点：

世界文明都发源自北半球——温带地区，温带的气候四季分明，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所以居于温带的人们只要是稍加劳作，就能获得自然馈赠。物产丰富则文化繁荣。

大自然的高原、平原、海滨这些地势高低的不同也与文明发达程度有关。平原地带多河流，土地肥沃，四大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皆与此相关。

从区域的环境来看，如果当地多奇山异水，则往往容易滋生原始人们对自然世界的想象和恐惧，因此，这些地方宗教/迷信等会非常盛行，这些文化因素的滋长反过来会超过人们科学意识的发展，反而会限制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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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启超开始文化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就非常丰富，那么音乐学的研究可以从哪些角度出发去思考与文化地理学有关的理论问题呢？有两篇文章或可借鉴。

冯文慈《西域音乐在唐代宫廷繁盛的原因——高原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历史渊源》

郑祖襄《试述中国音乐起源的多地域 多民族现象》

关于唐代宫廷音乐之所以繁盛的问题我们总习惯从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入手，然而，《西域音乐在唐代宫廷繁盛的原因——高原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历史渊源》一文的研究角度有点另辟蹊径。一方面他说到了西域音乐向中原传播的历史性积淀，另一方面他从唐代典籍和资料中寻找统治阶层的籍里资料，从而发现了一个特殊性的主观因素——唐代中坚人士的籍里决定了他们的音乐取向，这恰恰是他们对西域音乐独特嗜好和倡导的特殊原因。

这个研究角度非常特别，反正我是不会想到的，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有点思维发散的感觉，可见从地理与人结合的关系来考虑和分析音乐文化的确也可以成为研究的维度和方向。

郑祖襄先生的文章《试述中国音乐起源的多地域 多民族现象》是音乐地理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他首先从《吕氏春秋》所载的“东南西北音”来思考音乐与地域的联系；然后借鉴历史学和考古学中的研究成果，把历史学中的氏族部落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的划分与对中国远古音乐的研究结合起来思考华夏乐音的源头；再把苏秉琦先生用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理论”用于远古时期民族之间音乐文化交流的研究中。以丰富的史实说明从新时期时代到夏朝中国音乐多地域、多民族的现象。

应该说，文化地理学打开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而后两篇文章音乐学者的文章则都是从音乐学研究的立场出发，结合地理研究的视角去解释音乐中的具体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做研究时将音乐与地理、环境等结合起来思考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