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1643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彼时的大明王朝犹如一座千疮百孔的破船漏屋，摇摇欲坠，真如崇祯帝朱由检之喟叹“处处皆亡国之相”。在这两年中，有关异乎寻常的灾异记录不绝如缕。如，在一个风雨如晦夹杂着电闪雷鸣的夜晚，一道雷电刺破苍穹，竟然击中了太庙：“庙中神主或横或侧，诸铜器俱为雷所击，融而为灰。”太庙是朱明皇族祖庙，居然被雷劈了，满朝文武都感到这是一种不祥征兆。
在这种天下大乱，天灾人祸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崇祯帝朱由检的心理似乎变得更歇斯底里起来。史料记载，他除了整日唉声叹气、坐卧不宁外，还暴躁易怒，经常无缘无故地对臣下发怒，尤其忌讳臣下奏言各地灾异、民间弊端的情况，几乎一点也听不进去，对历朝历代沿用的一些法令与约定俗成的做法不时变更，令众大臣无所适从。
从大明最后一根擎天柱孙传庭败死潼关后，崇祯帝预感到自己末日已近，整日抑郁寡欢，愁眉不展。望望大明江山，已是遍地烟尘，天下汹汹，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感慨“山河破碎风飘絮”的一幕又在重演；审视环绕身边的众大臣，皆是庸碌之辈，找不到一个类似袁崇焕、洪承畴、孙传庭那样能力挽乾坤的柱石之臣，甚至找不到一个能承担督师重任的人选。当然，这也是其自作孽，“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也。”这么一个刚愎自用、刻薄猜忌、不能容物又自比尧舜的皇帝，哪能守得住这个江山？
迁都是需要舆论基础的......
面对李自成大兵压境，慢慢向京师逼近，崇祯帝也考虑过迁都南京的方案，当年金军横扫华北，宋高宗赵构泥马渡江，守着半壁江山，南宋小朝廷不也延续大宋国祚152年之久吗？将京师迁往南京，可以躲避李自成的进攻矛头，但崇祯帝又有些举棋不定，因为这显然是一种怯懦无能的表现，会遭到天下人的蔑视与不齿。崇祯帝还想顾全脸面，他内心希望在众大臣的力请下顺水推舟，自己再决议迁都。
但一些朝中重臣都很了解崇祯帝的脾性，也都很有心机，害怕承担责任，不敢坚持这种南迁主张，左中允李明睿看穿了明思宗的心事，于是上疏请求朝廷南迁。为了保住崇祯帝的面子，堵住反对南迁的大臣之嘴，李明睿建议皇帝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先至山东，继而至明中都凤阳，最后至南京以固守，然后卧薪尝胆，徐图“中兴”。
为加强说服力，李明睿还利用明成祖朱棣五征漠北残元的事例，极力奉劝明思宗早作定夺。对李明睿的善解人意，明思宗很满意。他多次密召李明睿，无话不谈，将他视为心腹。之前，李明睿曾经劝朱由检迁都西安，以就近召集兵马，激励将士，率大明虎贲直捣李自成老巢，彻底剿灭明廷心腹之患李自成。后得知李自成已在西安登基称帝，建立新顺朝，他不得不来了个紧急刹车，又力劝皇帝将京师南迁：“今逼近畿旬，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常虑？却顾唯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
明思宗听李明睿话风突变，急忙以手指天说：“此事重，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答：“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
李明睿虽在朝为官，却精通相纬之术，为人又颇圆融机巧，他这么一说倒也无懈可击。明思宗听罢环视左右，见无人在侧，便很动情地对李明睿说：“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宜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将坐汝。”
崇祯帝想暗示内阁首辅陈演，要他带领群臣请求南迁，以达到自己将明廷迁往南京的目的，但陈演虽贵为首辅大臣，却胆小怕事，又老奸巨猾，虽明白皇帝用意，装傻充愣极力回避，坚决不谈南迁之事，使非常好面子的崇祯帝南迁之梦一直无法落实。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底，朱由检还为迁都之事作了一些铺垫。他命亲信大臣左懋第到南京去，沿江考察舟船兵马的具体情况。他还命令天津巡抚冯元飏秘密准备漕运船只300艘， 驻泊于直沽口（今天津东大沽口）待命。
但崇祯帝仍然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既担心迁都引发天下咨议汹汹，又等待群臣纷纷劝迁，下不了最后决心：“恐遗恨于万世，将候举朝固请而后许。”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史载，在朝臣中还是有几人支持南迁的。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就同意南迁，但只主张太子朱慈烺先往南京监国，皇帝仍坐镇北京。二月间，在外督师的东阁大学士、吏部右侍郎李建泰也紧急上疏，说闯贼已经逼向京师，势难阻挡，情势危殆，请立刻迁都，并表示愿率军保护太子南迁。尽管迁都一事一直在秘密中进行，但还是走漏了风声，遂导致朝野内外咨议汹汹，庙堂上反对南迁的呼声更是异常高涨。
就在进退失据时，御史李邦华突然上疏，请崇祯帝让太子朱慈烺急赴南京监国。李邦华的建议与崇祯帝的意愿背道而驰，大相径庭，这是为何？因为这样做的话，一方面说明自己怯懦无能，贪生畏死，而另一方面自己也难逃丢失大明帝都与半壁江山的罪责。于是“帝赫斯怒”，召集群臣上朝，装出一副雷霆震怒的样子，当众训斥李邦华道：“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有大臣劝道：“太子监国，古来尝有，亦是万世之计。”崇祯帝正色说：“朕经营天下十余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
事实上，崇祯帝连自己的亲儿子也不完全信任，害怕太子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逼唐玄宗逊位的历史旧剧来。即便太子全无此心，谁又能保证他身边那些人不生此心呢？那些竭力拥戴太子南迁监国的大臣们之动机绝不单纯！就这样，关于京师南迁的事就再也无人敢提，慢慢被拖了下来。
明思宗“因循”失机，明王朝大势已去
李明睿首次提议南迁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倘若明思宗当机立断立刻下旨迁都，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但崇祯帝拘泥于太祖朱元璋对后世子孙的告诫，患得患失，迟疑不决，优柔寡断，拖拖拉拉很快就进入了二月份。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率大顺农民军主力已经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然后他兵分两路，一路由其亲率，由北路经河北直捣京师。另一路大军由骁将刘芳亮率领，向东挺进，二月中旬就抵达河南、山东交界处，很快攻取运河线上的重镇济宁。这一招其实已经阻断了崇祯帝的南下之路。如果明思宗这时南迁，不论走京杭运河水路还是走陆路，山东是必经之道，这样随时都可能遭遇刘芳亮麾下军队的阻击与截杀。这是李自成的高明之处，也是崇祯帝的心中忧虑所在。
“先是，上命科臣左懋第往南中察松江舟师士马之数，津抚冯元飏尝请以挽漕之三百艘待命于直沽口，得密旨允行。上意非不欲南，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行。诸大臣材不足以定迁，而贼锋剽忽，即欲迁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这是针对南迁之事来说的，李明睿竟无言以对。
《鹿樵纪闻》中在叙述当时明思宗的矛盾心态时，用两句诗概括道：“君王也道江南好，只是因循计不成”。
崇祯帝“因循”错过了时机。“因循”，这既是他个人的性格软肋，或性格悲剧，同时也是大明王朝的历史宿命。当李自成派刘芳亮率东路大军完全控制住了明廷南迁之路时，南迁一事自然“计不成”了，明王朝的丧钟也被敲响。
《明史》、《明实录》等文献记载，当李自成挥军逼近北京时，天津巡抚冯元飏遵仍照皇帝之前旨令率水军千人，海船两百余艘：“身抵通郊，候架旦夕南幸。”
崇祯帝已经说出去的大话，而且流贼迫近京师时决议南迁如同逃跑与躲避，而且风险颇大，未必能安全南下，所以对冯元飏的忠心之举未予理睬。三月初七，冯元飏派儿子冯恺章悄悄潜入京城，想当面劝崇祯帝到通州由其护送南下。当冯恺章赶入京师后，城内秩序已经大乱，文武百官相率出城逃逸，百姓惊慌失措，纷纷扶老携幼外逃迸于山野，冯恺章根本就没有见到崇祯帝的面。至此，南迁一事和与李自成议和之事一样也就不了了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