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雒宏军
90年代初，刚刚参加工作，在教务处做个小干事，除了课表、时间表、以及一般性的工作安排之外，一学期的文案工作就是两项，一个是开学之初的工作计划，一个是期末的工作总结。那时候，还是手写，最多油印几份，发给老师即可。教师除了上课，也就是完成教学计划，工作总结等，偶尔也写写论文，但是那时候的管理不流行这些，纯属自愿。尽管管理有些粗放，各项工作却是有序运转，没有出现多少纰漏。在这种轻松的环境下，师生关系更加和谐。尽管生活单调，并不影响教师心情的愉悦。
对比来看，今天的学校管理更加规范和严格，这是不争的事实。
一节课教师讲述用多长时间，学生练习多长时间，不能有丝毫逾越，否则就违反了课堂教学常规，全然不顾教师教学风格的差异。教案写法也有严格规定，从教材分析到教学目标，从重难点到课前准备，从教学过程到教后记，环环相扣，不能有丝毫马虎，教师只好做个忙碌的“抄录者”，对教材和学生的研读只能置之脑后了。更要命的是除了备课、上课之外，还有更多的工作被充实进教师的“任务单”，比如学生安全、教育扶贫、教育科研、各种各样的检查等，这些都是大事，真正的教学工作反倒成了副业，教师只能在匆忙之中应付。
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场所，课堂教学是教育的主要方式，所以，对于课堂教学历来都是学校关注的重点，也是管理者最不放心的地方。新教师汇报课、骨干教师示范课、研讨课、赛教课等等，围绕课堂教学做出了不少文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课堂依然是封闭的，采用这些形式无非是想打破课堂的封闭性，但是这些非常规的课堂毕竟还是少数，更多时候课堂还是教师一个人“独舞”的舞台。于是，“推门听课”应运而生，赋予管理者随时进入课堂的权利,对教师的监督终于达到极致。
最让人担心的地方正在于此，教师无法成为教学的主人，教学过程完全被别人控制，没有丝毫的主动权，而且得不到管理者的信任，这个时候，所有的管理都成了外在的“压迫”，教师被动的去做这些事情，还会有什么兴趣，身体与心灵分离，不在状态的时间越来越多，抵制情绪越来越大，最终站到了管理的对立面。这样以来，管理又需更加细化，教学过程的规定更加严格，又引起教师更强烈的反抗情绪，如此恶性循环。
这个时候，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布克这位钟表匠的故事。
“金字塔的建造者，不会是奴隶，应该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第一个作出这种判断的，是瑞士钟表匠塔·布克。1560年，他在埃及的金字塔游历时，便作出了这种断言。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多玛斯通过查阅布克的有关资料，发现布克是从钟表的制造，得知那个结果的。
布克原是法国的一名天主教徒。1536年，因反对罗马教廷的刻板教规，被捕入狱。由于他是一位钟表大师，入狱后就被安置做钟表。在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他发现无论狱方采取什么高压手段，都不能使其制作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可是，入狱前的情形却不是这样。那时，他们在自己的作坊里，都能使钟表的误差低于1/100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起初，布克把它归结为制造的环境。后来，他们越狱逃往日内瓦，才发现真正影响钟表准确度的不是环境，而是制作钟表时的心情。
对金字塔的建设者，他之所以能得出自由人的推论，就是基于他对钟表制作的那种认识。金字塔这么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真难想像，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人，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根刀片都插不进去。
所以，在过分指导和过严监管的地方，别指望有奇迹发生。因为人的能力，惟有在身心和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到最佳水平。
钟表属于物质产品，质量标准一清二楚，在被奴役的情况下，用尽手段，还是不能如意。教育属于精神产品，是心灵交融的产物，最本质的影响无影无形，其结果意义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验证，如果教育者不在状态，心不在焉，或者心灵本身被各种制度所禁锢，已经变得毫无生机，我们还能期望这样的教育走多远？
教育是一种“使命”，管理的视角不是“监督”与“控制”，而是“信任”和“自主”。使命一旦被分解为各种任务，管理立刻变成监督与控制，教师的幸福感马上就会降低。少一些惩罚性措施，多一些奖励性措施，少一些规定性制度，多一些引导性制度，除了基本的常规，最大限度的信任教师，给予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自主权，承认教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整个学校机器上的一个螺钉，建造专业成长的平台，给教师更多自主发展的机会，即使要面对升学率的压力，学校也能够成为一道“缓冲墙”，尽量去营造和谐宽松的校园氛围，遵循教育规律办学，维护师生的身心完整。
“惟有在身心和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到最佳水平”，这句话是给学校管理者的最好箴言。这就需要解开管理的“锁链”，让教师自由舞蹈。
自由的舞者，身心才能和谐，才会呈现更加优美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