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唐高宗乾封年间某个春日或秋日，王勃的一位杜姓朋友即将赴蜀地某县任县尉。二十岁出头的王勃写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言八句，四十个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唐代长安的送别，设宴、饯行、赠诗，是一套颇具仪式感的社交程序。东行之人多在灞桥折柳赠别。灞桥在长安东二十里，桥边设有驿站。“柳”与“留”谐音，折柳赠别在唐代已成为高度形式化的送别礼俗。西行之人则多送至临皋驿或渭桥一带。
开远门是隋唐长安郭城西城墙最北的一座城门，通常也被视为隋唐丝绸之路的实际起点。据《长安志》等文献所载，门外竖有一方里程碑性质的“立堠”，上写“西极道九千九百里”，不言“万里”，意思是告诉远行之人：此去西陲，尚不算万里之遥。开远门外七里是临皋驿，唐人称之为“京师西行第一驿”。临皋驿承担公私送迎与驿传，西通陇右，北达朔方，南抵剑南。送行的人，最远可能送到临皋驿，或更西的渭桥一带，在那里设帐饯行，然后分手。
送别诗在唐代之所以成为一种重要的诗歌门类，与士人流动的现实直接相关。它既是情感的出口，也是人际网络的维护方式。南朝江淹《别赋》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几乎成了送别题材的默认基调。到了初唐，送别诗开始“洗尽铅华，深入情奥”，情感表达趋于深挚。
王勃（约650—约676年），绛州龙门人（今山西河津），祖父王通是隋末大儒，叔祖王绩是初唐有名的诗人。他六岁能文，九岁读《汉书》并作《指瑕》，约十六岁（一说十四岁）应幽素科及第，授朝散郎。朝散郎为文散官，从七品上，品阶不算高。据《唐会要》等所载，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王勃在不到二十岁时跨过了这道窄门，随后又被沛王李贤看中，召为王府修撰，实际职务是陪侍皇子读书作文。
乾封三年（668年，同年改元总章）或总章二年（669年），诸王之间流行斗鸡游戏，沛王李贤与英王李哲（即后来的唐中宗李显）斗鸡。王勃戏作《檄英王鸡文》，以“檄”的文体写成。檄文在唐代政治文化中不是游戏文字，而是用于征讨、声讨的正式文书。王勃把这种文体用在两只鸡身上，又指向英王。尽管本意是戏谑，但在高宗李治眼中，这就成了“交构之渐”，即挑拨皇子关系的开端。两《唐书》本传记载高宗处置极为果断：“即日斥勃，不令入府。”唐人笔记与正史对此事的记载略有出入，时间也有668年与669年两说。
沛王府的“修撰”，本应是歌功颂德、点缀风雅的笔杆子，王勃却用一支能写“檄”的笔去写一只鸡。才华越被欣赏，越需要控制它的指向；王勃恰恰没有控制住。被逐之后，王勃“客剑南”。据其诗文及年谱，他游历蜀地约三年，这里是他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之后的实际落点。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开篇“城阙辅三秦”中的“城阙”，指长安的城门与宫阙。“辅三秦”历代注家多认为是“三秦辅长安”的倒装，极言关中形胜拱卫帝都的气象。王勃用“辅”字，把地理形势转化为政治气象：长安不是孤立的一座城，而是被整个关中平原拱卫着的帝国中心。
杜少府从长安出发去蜀地做县尉，通常取道凤翔、宝鸡一带，越秦岭进入汉中，再沿金牛道南下入蜀。王勃诗中的“风烟望五津”，正是在这个空间序列中被说出的。“辅三秦”与“望五津”之间，风烟不是风景，而是距离的可见形式。五津指岷江上的五个渡口，传统注家所指为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津。
王勃写《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时，身份是朝散郎或沛王府修撰，身在长安，尚未被逐。但学界并非没有异说。蜀学学者王文才等曾对“五津”的地理范围作过详考，主张五津在蜀州（今崇州）境内，并非远至乐山犍为；如果杜少府的去任之地就在蜀州，那么“送别之地在成都附近而非长安”便成为一种可能的解读。张起、张天健《唐诗疑难详解》则认为：王勃“总章二年（669）游蜀，在蜀中完成此诗”。这一说法把写作时间放在王勃被逐出沛王府之后、客居剑南的时期，将“城阙辅三秦”解释为对长安的回望而非眼前的实景。两种说法各有依据，难以遽断。后世行文多取长安送别说作为叙述主线，是因为它能够最充分地调动“城阙—开远门—蜀道”这一空间序列的历史质感。王勃后来也走过这条路，据载，曾作《入蜀纪行诗》共三十首，其中对蜀道的描写远比“风烟望五津”具体得多。但在这首送别诗中，他选择以模糊表达情感。
杜少府去蜀地做的官是县尉。唐代的县尉是县令之下负责治安、催驱赋役等具体事务的佐官，品阶因县的等级而异：京畿县尉稍高，中下县尉则品秩很低。时人把县令称为“明府”，县尉称为“少府”；“少府”是雅称，并非正式官名。一个士人经过科举或门荫进入仕途，最初授官往往就是县尉。但每年二三十个进士，加上明经和其他科目，与全国庞大的官僚后备队伍相比，能够留在长安、进入清要之职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及第者要被派到地方，从县尉、主簿这类基层职务开始，在一个又一个州县之间移动，即是“宦游”。
“宦游”这个词在唐代诗文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它不仅仅指“在外做官”，而是一整套制度性的生存方式：士人离开故乡，进入帝国官僚系统，被派往各地任职，在一个又一个任所之间迁徙。故乡成为记忆，任所成为临时居所，而“在路上”成为常态。王勃说“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送别双方是同一种人，都是离开故乡、在帝国官僚地理中不断被调动的人。长安对于王勃，和一个蜀地的县对于杜少府，在“不是故乡”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本质区别。送别诗之所以在唐代成为大宗，正是因为这种流动是常态而非例外。
王勃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为送别提供了一种不再以空间距离为绝对尺度的情感逻辑。“海内”是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范围，“知己”是一种超越地理相邻性的关系认定。只要同在这个“海内”，只要彼此是“知己”，天涯就可以被定义为“比邻”。这不是对距离的否认，而是对距离的重新赋值。它把送别诗从“黯然销魂”的传统中解放出来。
南朝士人也有宦游，但南朝的政治地理相对集中，士人的流动范围有限。唐代的帝国疆域空前扩大，官僚系统的地理分布也空前广泛。一个士人可能被派往距故乡数千里外的任所，这种流动的规模和频率是前代无法比拟的。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正是因为它为这种大规模的士人流动提供了一种情感上的解决方案。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在长安送一个同样年轻的朋友去千里之外的蜀地做基层官职，正是最容易伤感的年纪。“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并不是站在一个安稳的位置上劝别人不要哭，而是拒绝让悲伤成为歧路上的唯一语言。“儿女”在这里不是性别指称，而是一种情感的命名：像少男少女那样，把离别本身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把眼泪当作最自然的回应。宦游人有自己的告别方式：承认距离，承认流动，然后在这种承认之上，重新定义“近”与“远”。
据两《唐书》本传，王勃从沛王府被逐后入蜀，后来补虢州参军，又因事除名，父亲也受到牵连，贬为交趾令。他渡海去看望父亲，溺水，惊悸而卒。他从绛州到长安，从长安到蜀地，从蜀地到虢州，从虢州到交趾，被政治、被制度、被命运的推力从一个点抛向另一个点。
今天从西安到成都，高铁或飞机只需几个小时，“天涯”在技术意义上被压缩了。但人们仍然在送别，仍然能感到某种无法被技术消除的东西，“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至今还能打动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不仅记录了一次具体的送别，更捕捉到了“宦游”这种生存方式中的普遍情感结构。今天的“宦游”可能是去另一个城市工作，可能是出国留学，可能是在一个又一个项目之间迁徙。送别的场景变了，但“同是宦游人”的感受没有变。歧路仍在，诗里那一点不肯让眼泪成为唯一语言的东西，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