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颠了三天三夜，终于把沈砚舟扔在了二闸的土路上。
天是灰的，地也是灰的，风裹着细沙往领口里钻，像无数只细小的手。他拎着一个旧帆布箱子，箱子里装一把德国造计算尺、半本翻脱页的《拱结构力学》、一沓方格纸，还有两件换洗衣物。押送的人指了指远处渠埂上的工棚，说了句 “到了，以后就叫你沈工”，转身就上了车。
沈砚舟站在原地，没动。他先看了看西边的沙丘，一道一道，像凝固的浪，在阳光下泛着钝重的金。他掏出随身的小本子，画了一道横线，标了个数字 —— 这是他第一次观测乌兰布和的沙丘线。
那年他三十岁，浙江大学水利系的助教，因为一篇《论西北灌区次生盐碱化的隐忧》被划为右派，发配到河套灌区的最末梢来劳动改造。工地上没人在乎他的过去，只知道这个人会算拱券的受力，能让混凝土不裂，于是都叫他沈工。没人叫他的名字，时间久了，连他自己都快忘了。
渡槽是 1958 年开春动的工，原设计是两拱，沈砚舟来了之后改了图纸，加了一拱。他说西边沙大，基础要宽，多一拱，能多扛二十年风。工地上的人半信半疑，但还是照做了。一百二十米长的钢筋混凝土渡槽，要跨过一道天然的沙沟，把黄河水送到西岸的荒地里去。上面说，要把沙漠变成粮仓。
沈砚舟每天天不亮就上工地，怀里揣着两个冷窝头，一直待到天黑。他话极少，只在工人喊他的时候才开口，声音很轻，带着南方口音。混凝土配比要算，沙石料的含泥量要测，拱架的挠度要盯，每一道工序他都守在旁边，手指冻得裂了口子，就抓一把干沙子搓一搓。有人说他是右派，活该受罪；也有人说，这人是真有本事，换了别人，这渡槽立不起来。
塌方是七月里发生的。
沙沟里的地基遇了暴雨，软了，半边拱架连带着混凝土塌下来，埋了三个人。沈砚舟冲在最前面，刚扒开两块模板，头顶又掉下来一块碎石，砸在他肩上。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卫生所的土炕上，肩膀缠着纱布，鼻尖飘着奶茶的香气。
救他的是苏布达，工地的卫生员，蒙古族姑娘，二十出头，脸膛红扑扑的，说话带着河套蒙语的卷舌音。她给她换药，给他端炒米和奶皮子，说 “你命大，再晚一步，沙就把你埋实了”。沈砚舟看着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是他来西北之后，第一次离一个人这么近。
后来苏布达常去工地，名义上是巡诊，实际上总给他带点吃的。有时候是一把炒南瓜子，有时候是一块黄米糕。沈砚舟教她认水准仪上的刻度，告诉她哪个刻度对应沙丘的高度，哪个是渠水的水位。苏布达学得认真，手指指着镜筒，指甲盖上沾着淡淡的靛蓝色 —— 那是她自己染的指甲草。
沈砚舟心里清楚，自己是戴罪之身，不能连累任何人。苏布达再送东西来，他就退回去；苏布达跟他说话，他就只答工作上的事。有天傍晚，苏布达站在渠埂上问他：“沈工，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他背对着她，看着西边的沙丘，半天说了一句：“我这样的人，别耽误你。”
苏布达没再说话，转身走了。沙地上留下一串脚印，风一吹，慢慢就浅了。
第二年冬天，苏布达嫁给了农垦队的队长赵满仓。婚礼那天，工地上杀了一头猪，热闹得很。沈砚舟没去，他一个人爬到正在施工的渡槽北墩上，用凿子在混凝土侧面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那是水准原点，整个渡槽的标高都从这里算起。他刻得很用力，凿子尖崩了一个小豁口。
1960 年春天，二闸渡槽正式通水。
开闸那天，黄河水顺着渠道涌进来，漫过一百二十米长的槽身，从西头的出水口奔涌而出，冲进干涸的沙地里。工人们欢呼着，往水里扔土块，喊着 “人进沙退”。沈砚舟站在人群后面，靠在北墩的墙根上，看着浑浊的水流过他亲手算出来的拱券，脸上没什么表情。
那天他在日记里写：“水过去了。沙还在。”
也是那天，苏布达产下一个男孩，七斤重。赵满仓给孩子起名叫赵长河，蒙名那顺，意思是 “平安”。沈砚舟是半个月后才知道的。他去卫生所领感冒药，隔着门帘听见孩子的哭声，脚步顿了顿，没进去。他在日记的页边空白处，用铅笔轻轻写了一行小字：“那顺，生于渡槽通水之日。”
写完，他用橡皮轻轻擦了擦，又觉得没必要，就留下了。
连载文集 | 《二闸渡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