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医生说：“如果你已经生病了，尤其是得了一些重大疾病，比如癌症，比如无法逆转的慢性病，你不要害怕，不要焦虑，不要担忧。
你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不怕死才能最大限度的延长你的寿命，积极乐观，随时随地保持快乐的心境，才是治愈自己最好的方式。”
凌志军，是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畅销书作家。2007年，他被确诊为“肺癌，脑转移”，癌症晚期。北京、上海的名医会诊，几乎一边倒地判定：他活不过三个月。
可他不信。他拒绝治疗吗？不，他接受了自己选择的部分治疗。他与医生配合，但不盲从。别人在病床上等死，他在阳台晒太阳。别人在病房里哭，他在菜市场跟小贩讨价还价。
别人被化疗折磨得生不如死，他跑去西北看戈壁大漠里的沙柳。他用五年时间，把自己从死神的黑名单里抠了出来。
2007年底的一天，北京某大医院，肿瘤科诊室。窗帘半拉，灯光惨白。凌志军坐在医生对面，手里攥着CT片子。片子上，他的左肺有一块明显的阴影。医生翻着报告，抬头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凌志军问：“大夫，您直说。我扛得住。”
医生叹了口气，把“肺癌晚期，伴脑转移”的诊断书推到他面前。停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肺癌晚期，能活过五年的人只有5%左右，你的情况……最多活三个月。
病房外，妻子捂住了嘴，眼泪无声地往下掉。凌志军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他想说点什么，喉咙是干的，出不了声。他不是不想哭，是不敢。怕一哭，就把活着的力气也哭跑了。
那一夜，他没合眼。脑子里反复转着几个字“最多三个月。”他不是没怕过。可他很快想明白了——怕没有用。哭没有用。怨没有用。有用的，只有一件事：怎么把这三个月的倒计时，变成三五年、十年、二十年，把它翻过来。
他对自己说了一句话，后来写进了书里：“我怕的不是死，是还没活够。”
确诊后，全家人陷入了慌乱。亲友们推荐了各路神医、偏方、保健品。有人让他去云南吃草药，有人让他去深圳找气功大师，有人从美国给他寄来一箱又一箱“抗癌神药”。“特效疗法”层出不穷。
凌志军没有慌。他做了一件事，把自己当成记者，重新上岗。病床上铺开资料，床头摞满医学书籍。
他从医学术语认起，一个一个字母、一个一个名词翻译。从什么是非小细胞肺癌，到脑转移的病理机制。从化疗的有效率，到靶向药的优缺点。
他不是医生。可他比很多病人更清醒。他很快发现，肿瘤治疗领域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弊端。有些医生对化疗有执念，不管适不适应，先上一波化疗再说。
凌志军后来在《重生手记》里写：“我拒绝了一些‘抗癌特效药’，也拒绝了化疗和放疗。术后出院时，我甚至连一片药也没带回家。我拒绝死亡，不是因为我拥有比别人更多的求生欲，而是我比别人清醒。”
他见过太多病人。他们不是病死的，是被过度治疗治死的。凌志军拒绝化疗。不是不想好，是他太知道，自己的身体，经不起那样的折腾。
他给自己立了三条规矩：第一，不做过度治疗；第二，不吃任何未经科学验证的“特效药”；第三，不把自己当病人活。
手术拿掉左肺的恶性肿瘤后，凌志军没有躺在家里养病。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搬家。
他带着妻子，搬到了深圳郊区一处安静的住所。没有高楼，没有车流，没有空气里的烟尘和刺耳的鸣笛。老房子很旧，可阳台很大。阳光从早晒到晚，暖洋洋地铺在水泥地上。
他从那时起，过上了另一种生活。每天清晨，不是被闹钟叫醒，是被阳光叫醒。拉开窗帘，院子里有几株不知名的树，风吹过来，叶子窸窸窣窣地响。
他浇花、翻土、择菜。坐在窗边看报纸。那里的新闻，他不再看了。偶尔翻翻，只是翻，不当真，他买菜，他跟摊主讨价还价，他挑选最新鲜的蔬菜，一个见惯大场面的资深记者，在菜市场里，找回了活着的感觉。
他徒步，从每天几百米，到两公里，到五公里，到十公里。脚底磨出老茧，可他的肺活量在慢慢恢复。他还去登山。不是为了征服什么，是想站在高处，吹吹风。
他对妻子说：“我现在去不了很远的地方，可我去了很远的地方。我在菜场里，在市场里，在阳光下。哪儿也没去，哪儿都去了。”，他把“三个月”的死亡倒计时，变成了“五年”的漫游。
某一天，凌志军在整理父亲遗物时，翻到了一封未曾寄出的信。是父亲写给他的。信里只有一句话：“活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他盯着那张纸，很久没动。他终于明白了。父亲不是不知道他病了。父亲不想让他看到这封信，怕他以为自己怕他扛不住。他把信折好，贴在胸口。轻声说了一句，像说给自己听：“爸，我听您的。”
从那以后，他不再纠结自己还能活多久。他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也当成“第一天”。最后一天，他把它过成最尽兴的样子。
凌志军后来在采访中说，对于癌症患者，真正把人压垮的，是恐惧。恐惧自己没时间了。恐惧自己拖累家人。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奇迹，但如果你连试一试都不肯，你便是懦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