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晋元熙中，上党冯述为相府吏将，假归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绳及杖，来赴述。述策马避，马不肯进。四人各捉马一足，倏然便到河上。问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测，既无舟楫，如何得渡？君正欲见杀尔。”四人云：“不相杀，当持君赴官。”遂复捉马脚，涉河而北。述但闻波浪声，而不觉水。垂至岸，四人相谓曰：“此人不净，那得将去？”时述有弟丧服，深恐鬼离之，便当溺水死，乃鞭马作势，迳得登岸。述辞谢曰：“既蒙恩德，何敢复烦劳。”
【超现实故事写现实人性】是魏晋志怪最核心的创作特质，也是这类作品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的根本原因，其内涵与价值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
一、以“超现实外壳”承载“现实关切”。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期动荡时代，战乱、灾荒、瘟疫频发，普通人生命朝不保夕，现实中的很多苦难、诉求和情绪无法在真实叙事中直接表达，因此志怪作者便借助超现实的神鬼框架来书写人间。超现实设定是“安全的叙事缓冲”，《四人捉马》里鬼差能瞬间移人、涉水不湿的超能力，本质是对“乱世中普通人命运被外力随意拿捏”的隐喻。这类故事用“鬼差勾魂”“人鬼相遇”这类奇幻设定包装故事，既可以规避现实风险，又能让读者快速接受超出常规的情节冲突。所有“怪力乱神”最终都落点于人性，故事里的鬼从来不是为了“吓人”而存在，它们的行为逻辑完全是现实中人的映射。鬼差按规则办事、不随意加害，像极了当下现实里按流程走的基层办事人员；冯述遇危先躲、得手后给对方留台阶，也完全是当下普通人生存本能的真实投射。这种写法既满足了当时人对超自然现象的好奇，又巧妙地把对现实的观察、对人性的思考藏在了奇幻外壳之下，达成了“志怪而不脱离现实”的平衡。
二、在“极端情境”里放大真实人性是这类故事的表达优势。超现实的故事框架天然适合制造现实中很难出现的极端冲突，从而让人性最本质的部分暴露得更彻底。现实里人的选择往往会被身份、立场、道德规训等多重因素束缚，但在“遇鬼要被勾魂”这种生死攸关的极端场景里，所有无关的装饰都会被剥离：冯述不会考虑“要不要和鬼差讲道理”“我的身份会不会失体面”，只会本能地做出“活下去”的选择，这种最原始的反应恰恰是人性最真实的底色。《四人捉马》里读者和鬼差都知道“冯述因为丧服被放”，只有冯述自己以为“鬼差要把他扔河里淹死”，这种信息差制造的认知错位，恰恰凸显人性的普遍局限，是现实中所有人的常态。普通人永远只能站在自己的认知边界里判断局势，这种局限性本身就是人性共通的部分。超现实设定天然打破了“人善鬼恶”的刻板印象，鬼差不是无差别害人的恶鬼，只是按规则上班的“打工人”；冯述也不是完美的英雄，他会害怕、会耍小聪明假意道谢，这种“没有绝对善恶、所有人都基于自身立场做选择”的设定，恰恰还原复杂人性，最接近现实里人性的复杂原貌。
三、用“古代奇幻”照见当下生存是可借鉴的价值。这种创作手法放到今天依然有极强的参考意义，它提供了一种“轻量表达现实”的路径，不需要宏大的叙事、不需要复杂的背景铺垫，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超现实设定，就能精准戳中普遍的人性共鸣。古代人看“冯述遇鬼逃生”会觉得感同身受，现代人看“社畜遇到按规则办事的阴间打工人”也会立刻联想到自己的职场经历，本质都是对“普通人在规则里求生”的共情。《四人捉马》证明了“好的故事永远关乎人”，不管外壳是古代志怪还是当代科幻，只要内核是对真实人性的体察、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尊重，就永远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没有英雄、没有传奇，只有两个群体最朴素的生存逻辑，这种对“普通人性”的平视，正是它能穿越千年依然动人的核心原因。正如鲁迅评价魏晋志怪时所说：“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写鬼本质是写人，超现实的故事最终还是要落到“对人的关怀”上，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