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龙说过：“其实，我并不很爱喝酒的，我爱的不是酒的味道，而是喝酒时的朋友，还有喝过了酒的气氛和气味，这种气氛只有酒才能制造出来！”尼采对酒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在这短促的一瞬间真的成了万物之源本身，感到它热烈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感……”他认为“醉”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审美心理情绪，其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满溢的生命感和力量感，正是“喝过了酒的气氛和气味”。古龙笔下个个豪饮，正因为浪子人格中必然的包蕴了自由生命意志的高昂。
古龙也说过，只有内心忧郁愁苦的人才不顾性命的喝酒。浪子小方在听到一首歌的时候耸然动容：儿须成名，酒须醉。醉后倾诉，是心言。
为什么要喝“酒”？因为要沉“醉”。为什么要沉“醉”？因为有心言要倾诉。而要倾诉的，不正是儿未成“名”的郁闷凄惶吗？于是，“酒”与“名”之间便具有了必然而复杂的关系。
"名”不仅仅是指“名誉”，它更是指包涵在“名誉”背后的那一整套社会关系、名物制度。西方后现代主义认为，社会名物制度不仅通过一种符号——意义关系体现了人生，而且更由于意义的消解，符号本身的凸现，这些名物制度本身更是直接参与了人生实践。可见，一个人成“名”的过程不仅是对社会关系、名物制度的认识过程，更是一个接受社会关系、名物制度改造的过程。这样，一个人的成“名”过程往往就会沦为失去自我而被异化的过程。
古龙笔下的主角都是充满热血的英雄，他们当然希望成“名”。但他们又同时是孤傲倔强、人格独立的浪子，他们怎肯为了“名”而舍弃自我，随波逐流？结果当然是为社会所遣弃、所不容。而浪子们既不愿去彼岸世界实现其人生价值，就只好在世俗人生的裂缝中流浪。他们愁苦忧郁，正是处于一种自觉自反的状态：“道德的自觉自反，是由一个人的‘愤’、‘悱’、‘耻’等不安之念而突破自己生理的制约性，以显出自己的德性。”酒，无疑意味着浪子们在深刻反省之后对自我个体价值的坚守。这是浪子人格的核心：只有在自觉自反中清醒的意识到自我个体价值并予以坚守，才会真正激发出无限向上的高昂的生命意志。
儒道互补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刻的文化心理基础，古龙这种理想的浪子人格亦呈现出这一特征。
可以说，个体人格的实现与独立人格的保持，一直是道家最为看重的。然而道家最终是要求达到“无我”、“无己”、“物化”的“天人合一”境界的，这实质上是要“以人入天”，消除主体自我而与物俱化。这种消极隐逸的旨归却非浪子人格所尚。故浪子人格又是以儒家“仁”德为其更深层的精神内质。
儒家以体认、实践“仁”德为人生旨趣。徐复观认为《论语》“仁”的第一义即“仁者人也”，“是一个人面对自己而要求自己能真正成为一个人的自觉自反”。这是个体意识的发端和基础。“真能自觉自反的人便会有真正的责任感。有真正的责任感便会产生无限向上之心。”具备了这种真切的责任感，浪子们才可能在逆境绝地、孤独苦闷之中高扬起生命的风帆。最终，“由自反的向上，是自己生命无待于外的扩大，生命因此种扩大而得到真底安顿、圆满，自己能够把握住自己的生命。”
问题在于，儒家的个体修养是以群体为目的，是要融进群体，以保持群体的和谐统一，维护群体的利益。而浪子人格始终以个体为旨归，强调自己为自己的精神趋向负责。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却非中国传统文化所具备。显然，这里又有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神学强调人的个体之本质、能力以及真理的包含性，以此促进了西方文化中个性主义的发展，促进了西方文化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