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强调对具体事件的完全驾驭有可能会打乱大同世界的平衡。
陷于冲突中时，中国绝少会孤注一掷，而依靠多年形成的战略思想更符合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西方人认为，历史是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战胜邪恶与落后的过程。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强调的是衰落与复兴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人可以认识自然与世界，却不能完全主宰，最佳结果是与之融为一体。
战略与治国方略成为与对手“互斗互存'的手段，目的是化强敌为弱敌，同时加强自己一方的势，或者说战略态势。
中国古代圣贤认为，世界永远不可征服，，明君只能希冀顺应世界潮流。没有可供移民的新大陆，天涯海角也没有人等待人类救赎。中国是片福地，中国人在这块乐土上生息繁衍。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化或许可以惠及周边邻国。然而漂洋过海迫使异族人皈依中国文化，又对中国人没有荣耀可言，天朝礼仪因而无法向遥远的异域传播。
这也许是中国遗弃航海传统的深层含义。19世纪20年代，少漂洋过海，而是固守其辽阔的陆地板块。陆地把人束缚在“数不清的依附关系上”，而海洋却促使人跳出狭隘思维和行动的禁锢：“亚洲国家宏大的政治结构缺乏挣脱陆地束缚、走向海洋的能力，尽管它们自己濒临大海，比如中国。在它们眼里，海洋意味着极限，意味着陆地的终结。它们从未用积极的眼光审视过海洋。”西方人则漂洋过海，把贸易触角伸向全世界，到处传播其价值观。黑格尔认为，在此意义上，困于陆地的中国--其实中国曾是世界上头号航海大国“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失之交臂”。
1715年，清朝允许莫斯科在北京设立一个东正教传教士团，日后，该团实际上成了一个变相的使馆。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是在中国唯一一个此类外国传教士团。
中国人的热忱其实是精明算计的结果，诚信被当作一种武器；至于中国人是否真心实意并不重要。
西方列强认为，这些条约不过是逐渐把中国引入西方政治和经济交往准则的一个长期过程的开端。然而西方列强眼中的这一启蒙过程被一些中国人视为思想侵略。
作为遭遇远比本国强大、文化迥异的国家围攻的一国代表，李鸿章有两个选择：努力弥合文化上的鸿沟，走军事强国之路，从而缓解因歧视异邦文化而招致的压力；或者靠炫耀其特色固守本国文化，靠自己坚定的信念赢得他国的尊重。
19世纪的日本领导人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代他们做出这一抉择得益于一个有利条件：日本与西方初次相遇时，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并显示了社会凝聚力。
道德价值观需要以物质基础，或者说军事基础和支撑。
绥靖政策同样具有政治风险，有可能会丧失社会凝聚力，因为它需要公众继续信任其领导人，目即使他们看上去似乎屈从了胜利者的要求。
尽管如此，中国因这一政策得以在100 年的殖民扩张期间保住了主权的一一些基本要素。同一时期，其他成为殖民扩张目标的国家无一例外完全丧失了本国的独立。
政治家都需要在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需要之间寻求平衡，
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
如果试图构建一个对别国开放的国际秩序，或加入现存的国际秩序的话，那么与献身于继续革命的人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这个难题困扰了毛泽东一生，最终也没能解决。
中国对世界革命的具体影响主要限于意识形态，并为各国的共产党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
克制反映了对于实际力量平衡的正确认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一就是清除有可能把中国纳入一个普遍性文化的现代化因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合”即由此得名。然而事实证明，意识形态挂帅无法治国。斯大林后期已不再理会意识形态，而是根据他对苏联民族的残酷解读，靠无情、多疑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统治方法治国。
缺少独立国家传统的地方，很难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政权。
把制度的缺失归咎于权力的滥用。
以你担心的方式捍卫你。
斗中求存。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后，共产党党章中删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词。
文革，在北京，红卫兵捣毁了6843个文化历史古迹中的4922处。
掌握权力久了或者在某一领域造诣深了，人性中的某些东西难免要窜出来，折腾一番。（M）
和解是一种战略必要手段。
斯大林老谋深算，他确信如果强人自认为能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就不会承认盟友的优势和重要性，不管这个盟友有多紧密。通过与毛泽东面对面的接触，斯大林一定清楚，毛泽东绝不会接受别人在理论上比他高出一筹。
这种关系最坏时是剥削，最好时也是家长式的。
政策规划的困扰在于无法预见必须做出决定之时的氛围。
中国式先发制人一旦遭遇西方的威慑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中国自认为是防御性的举动可能会被西方世界视为侵略性的，而西方的威慑行为则可能被中国解读为对它的包围。
中国的战略一般有三个特点：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仔细研究战术选择，冷静探讨行动决定。
毛泽东可以同时推行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战略，而美国却没有这个能耐。
奥托·冯·俾斯麦曾说，在一个由5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中，最好加入由3个国家组成的集团。以此类推，在3个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最好加入两个国家组成的集团。
外交政策中，政治家常常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到目的。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交叉重叠的敌意加以利用。
从传统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当然无法和三角关系中的其他两方平起平坐。他力量最弱，最经不起打击。但是，他把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敌意为己所用，给外界造成不惧核毁灭的印象，因而为中国谋求了一种外交保障。毛泽东为强权政治添加了一个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层面。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
危机管理的艺术在于把筹码加到对手不会跟进的高度，但又避免和对手正面交锋。
提供某种安全网的框架，避免由于误会擦枪走火。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如果严肃看待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否会影响到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战略。而另一方面，毛泽东从未把这些话化为官方政策，其部分原因是，这样做就必须推翻多年来的政治宣传，而此时他在国内的战斗口号是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尼克松比毛泽东更为务实，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一事当前，不管是半途而废还是坚持到底，你付出的代价是一样大的。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它进行到底。”
领导人不可能创造出时代背景，他们的独特贡献在于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到极致。如果超越了这个范围，他们就会一败涂地；反过来，如果做得不够到位，也会一事无成。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要结束‘“文革”。他说，他本来要搞的道德和知识革命已变成了高压政策。“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开始用长矛，后来用步枪，迫击炮。'据斯诺的报道，毛泽东现在为对他的个人崇拜深感遗憾。，他说，要人们克服3000年的崇拜帝王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所谓的“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